新国学网:匡生元：张贤亮新作对语言的运用很失败

平心而论，张贤亮先生的《一亿六》并非什么“色情”和“恶俗”的小说，相反倒是一部还可以读一读的小说。它远比那些鬼怪小说、下半身小说和歪曲历史的小说要强，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毕竟触及了当下社会的一些丑恶，读后会引起人的一些思考。
 

    但是当我读完这部小说时，又不得不承认，张先生在这部小说中的语言运用是失败的。粗俗、低俗的语言成为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从而削弱了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一些读者和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恶俗，这恐怕就是其中原因之一。 


    对于小说语言的粗俗和低俗，张贤亮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过这样的辩解：“有报道批评我的小说有‘粗口’，这有些冤枉。我要写现实世俗的草根生活，总不能让他们说一些唯美、华丽的词藻吧？我们写作总得按写作对象的地位、身份来吧？他们说什么话，我是按照情节逻辑进行的。” 他还责怪《收获》删掉了很多俗话，他认为那些“俗人”本来就是说粗俗的话。他要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未删节本”，这样读者才能看到小说的原貌。 


    作为一位知名作家，对小说中大量运用粗俗、低俗的语言做如此辩解，这是很令人诧异的，也缺乏说服力。 


    诚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王草根们受生活环境和文化素养的限制，讲起话来不会说唯美和华丽的词藻，但他们在讲话时使用的语言不一定就是粗俗、低俗的，更不是出口成“脏”。现实生活中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也不是这样的，他们说话是很土，甚至土得掉渣，但“土”并非是粗俗和低俗。作家在创作时，万不可以“体现他们的性格、身份和地位”为理由，让他们讲粗俗和低俗的话，甚至爆“粗口”。
 

    语言是刻画人物的基本方式，什么人就得讲什么话，具有性格特征的活生生的语言可以让人物活灵活现。但是刻画王草根们并不是靠粗俗和低俗的语言，除非他们个个都是流氓。《水浒传》是写造反农民的，他们大都是粗人、穷人，落草成了“寇”。但《水浒传》的语言并不粗俗和低俗，施耐庵也没有让武松、鲁智深、李逵他们出口成“脏”。如果作者认为只能靠粗俗、低俗的语言去刻画底层人物，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这不但是作者认识上的误区，也是创作上的“江郎才尽”。 


    当然，王草根们是有讲粗俗、低俗和下流话的现象，那作家是不是就可以保持这种语言上的“原生态”？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作家无论对从生活中采集到的素材还是语言都应该过滤一下，去粗存精，如果不这样，那反映底层人物生活的小说岂不是成了不文明语言的大集合？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曾经批评中国当代作家过分注重讲故事，忽视对语言的运用。尽管我们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不同意他的说法，但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认为他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现在当代中国作家除了贾平凹、王安忆、残雪、阎连科等外，真正讲究语言运用、追求语言美的有多少呢？尤其是那些80后的写手，如若不信，请读读他们上了畅销榜的小说吧。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如果一部小说不讲究语言的美，即使故事引人入胜，且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我以为也不是优秀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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