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至少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是否崛起和为世界体系所接纳,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是由这个国家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与时代环境有更加直接的关系。因此美国史学家德瑞特·李波厄特在《五十年伤痕》中不无感慨地说:“历史可以在它的臣民身上留下标签,比如‘政治家’、‘保守人物’或者‘幻想家’,但是常常没有强调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时代的产物’。”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用简单的一个形容词描绘2008年的中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在这一年中,中国的软实力资源的展示变得空前丰富。我们可以自豪地列举在2008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向我们展示了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中中国的华丽贡献。但是从国际话语体系中看,成就不是全部。世界更关心中国外交官在朝核六方会谈上都说了什么、中国护航舰队在亚丁湾都做了什么、中国经纪人在国际债券市场上都买了什么。国际话语权往往由实力和贡献共同构成,而实力本身往往既是贡献的基础,又是贡献的推手。
这一年中,更令人感到困难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面孔来描绘这一年的中国人。这恰恰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日渐多元化。从雨雪冰冻灾害中的寻亲人到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再到奥运会上的运动员,或者金融危机中的农民工……多元化的国家形象,其实本质上彰显的是国家发展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公众意志的成熟。而这种力量投射到国际舞台上,会从影子的积累产生根本的形象转变。一个成熟的国家,本来就可以拥有多元的标志面孔。
2008年给我们的感触还远不止这些。一个民族国家是否能够真正获取国际话语权,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全球性的发展中是否能够具备一定的发展速度,更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在全球性危机中是否能够得以生存。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催生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给了中国一个检验并检讨自己的机会,也给了世界一个对中国的新的期待。人们毫不质疑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的成就,但是这种成就是否能具有持续性,却成为国际观察家们争论的焦点。应该说,这场经济危机还将在2009年给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提出更大的挑战。
因此,2008年中国所遭遇的自然危机、国际危机、媒介事件和政治事件,都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政策形成的历史环境。从根本上说,2008年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以一种确定性存在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全球化消解了世界通往中国的物理距离,但还没有消解心理距离。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才更需要一个相对从容和活跃的语境。例如,今年中美元首之间三度会面,奥运会成为精英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共同舞台,再如,时隔十年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在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暖春之旅”虽只有五天,但却出席了55场活动。甚至在汶川地震这样的人间惨剧发生后,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的政府和民间救援,都能令我们看到民族之间互动的温情。
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一个古老民族都怀着文明复兴的梦想,也都存在文明复兴的可能。但是要实现这种复兴,根本上要建立一套能够适配于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责任体系,这既依赖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依靠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互动。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的“责任攸关方”,到2008年世界对于中国的重新认知,当我们在简单描绘国际责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完整地解释这个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理由。这种解释,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1948年12月30日,也就是整整60年前。毛泽东在给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用了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标题。虽然逢五逢十的回溯和怀念,其实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习惯。但是在整整一个甲子之后,当我们回首“革命”这个20世纪最流行的历史词汇时,肉体的革命已经远去,但思想似乎还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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