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众多学者指出的于丹教授误读《论语》,签售时有读者高举“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表达抗议,也就不足为怪了。于丹教授的误读孔子,不仅仅是马千里等学者早已指出“一分钟一个错”的学术硬伤;更是对孔子、庄子在文化精神上的本质误读,在有意无意中“矮化”着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度。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掀起一波波精彩大潮的今天,“武装保护”的学者签售,爆料出位的明星学术,以拒绝大众的话语霸势、热浪滚滚的炒作传播、追名逐利的狂热表现,挑战着大众对文化市场的公信度和忍耐力。众所周知,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超越底线、弱化良知,这究竟是个别学者的错位?还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重兵保驾签售世人瞠目 令北京城市形象受损
更值得忧思的是,这组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武装保护”签售画面,竟然出现在第八届北京图书节上。作为中国首都和闻名世界的历史名城、首善之区的北京,难道治安当真糟糕到如此地步,连学者售书都要保安挥臂、钢盔掩护了?无论主办方出于何等善意的考虑,但这幕“武力签售”在当下的惊爆上演,却难免让国人产生出不必要的误解与担忧。身为北京出生的70后女作家,我的笔此刻变得无比沉重,隐隐感到内心深处的疼痛和伤害。
行文至此,“重兵护驾”图书签售的客观效果已经毋庸多言。那么,为何前文提出请两位“明星学者”思考是否应下课的想法?这里,我所说的“下课”,是请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走下大众讲坛,在普通大众和大众传媒面前“下课”。这种想法,引发于阎崇年先生近日提出的、有资格与他对话的三重标准。
10月9日,阎崇年先生针对记者采访,首次对掌掴事件做出回应,否认此次“签售被打”缘起学术之争。对有资格与他进行学术论争的对象,阎崇年先生开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应该说,这三条杠画得相当高,不仅普通大众根本无缘,而且连大多数历史专业的学者、学子,也不在阎先生的视野之列。这段回应,其实是对大众文化资质的否定,对公众渴求真知、渴望对话的拒绝。
既然拒绝与大众平等对话,把人民大众毫不客气地划在了学术论证的圈子之外,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等明星学者,似乎就应回到符合阎先生三条标准的学者小圈子里去,不再占领大众话语平台。况且,与其这样战战兢兢,依赖钢盔保安来隔离大众,不如恭恭敬敬地向大众鞠个躬,坦然宣布下课。而后回归书斋,潜心学术;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真诚的学术见解和朴素的处世原则,重新赢得公众的谅解与尊重。阎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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