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节目中,张信宝在表达观点时存在明显的逻辑纰漏,面对柴静的一些疑问似乎也很难漂亮地回驳。其实,似乎已经有了“异地迁建”的共识,这是一个隐性的基调,张信宝已处于不利地位。况且,“你去过汶川吗?你了解那里的情况吗?”面对如此占据了真理制高点的疑问,即便有任何专业上的理由,专家也会显得理屈词穷。
但专业的意见既然放到《新闻调查》中,对于公众而言,多少都有些信息增量。专家不是决策者,提出专业意见是要以自己的知识和思考为起点,不同意见的交锋,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专业的视角。专业意见包办不了公共决策中的行政成本、社会成本的问题,但它能为公共决策提供价值尺度或技术支持。在这个基础上,主张“异地迁建”也好,主张“原址重建”也好,总有自己的理由,两种认知可以形成互补。
一项重大的公共决策,不至于只听某一两位专家的片面之词。而不同的专家,也不可能都从同样“正确”的路径中寻求问题的答案。汶川人的家园复兴,恰恰需要更多专业上的讨论、交锋,因为如此浩瀚的工程,涉及到的问题何其多,不是单一专业、一家之言所能包办的。假如最终异地迁建了,也可以让我们反复斟酌,看看原址重建所可能维系的“汶川价值”有没有因此而丢弃。
对于不同观念的交锋,我们不妨视之为“理论信息”,因为信息的外延中应当包括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又不可能有绝对的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假如专业的意见要按着社会上的主流意见去发表,那只能是学术的媚俗。专家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圣贤”,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是专业意见的提供者,并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架起桥梁。(文/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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