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起源于人和商品的聚集。每一个城市、县镇的形成与定址,都有它内在的原因。成都为何建城在今日的这片区域,而没有选择西面的都江堰,或是北面在绵阳,3000多年前古人们在建城时,想必就有他们的理由。同样道理,汶川县城为何在此地而不在彼处,前人的选址与规划当然也应该得到尊重。这也是对历史、对当地文化负责的一种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科院研究员张信宝对于汶川异地重建的反对,也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选个新址并不难,但真要选得恰到好处,适合安家发展,且没有后遗症,其实并非说句话那么容易,在这一过程中,更需要审慎、负责的科学态度,而不能为了图快便仓皇决策。
很多时候,全票通过,没有任何反对声音的决策,非但不科学,连正常恐怕都谈不上。只有经过深入讨论,经得起反对者挑刺,并能够说服反对者的决策也才更加科学稳重,站得住脚。汶川异地重建是否妥当,是否有比原地重建更安全、更合适的区域,当然正是一个需要仔细权衡与讨论的问题。作为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也确实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献言献策才是。然而,从中科院研究员张信宝的反对声中,我们却只听到信口开河,而并未看到应有的科学态度和技术含量。
首先,将汶川异地重建归为“逃跑主义”,不过是在做道德上的评判罢了,这本不该是专家学者的强项。事实上,“逃跑主义”本身也未必就是一种原罪,那种“人定胜天”式的死扛硬撑倒是早已过时。假如汶川原地确实存在灾害因素的话,“逃跑主义”还真不失为科学务实的观点。其次,张信宝的判断依据只是一张卫星遥感地图,确实,如今科技进步,不出门可知天下事。不过,作为研究员,尤其是涉及县镇选址这样的关键问题,当然还需身临其境的调研之后再作结论才好,而不能千里之外对着一张“遥感地图”去指点江山,还扣上什么“逃跑”的帽子。也难怪,汶川灾民们对这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研究员极为不满,非要“接”他到灾区住几天不可。在笔者看来,张研究员真要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证明汶川异地重建属“逃跑主义”,还真是不妨身体力行的做个表率,不必等灾民来接,自己主动前去才对。
事实上,作为关系灾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提上议事日程,不过,究竟是原地重建还是异地重建,与其去参考“我不知道,我没去过”的研究员的意见,倒是不如多听听灾民的心声,在这件事情上,作为旧汶川曾经的居民和新汶川未来的主人,他们理应最具发言权。(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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