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国学者亨廷顿针对美国信念动摇与国家特性丧失的问题提出同样的质问,并发为著作。不论对美国而言,这种危机是否真实,这种焦虑是否诚实,但可以说,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对于民族、文化、信仰、特性等等认同的危机和焦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带来的认同危机和焦虑在历史上也普遍存在。
但是,这种危机和焦虑感存在的时空普遍性不能成为消解其意义和价值的理由,尤其不能由此而漠视它的存在。对谋求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而言,增强文化自觉与民族认同,实现“我们”的自省与自觉,是异常迫切的问题。
与推行强制同化和民族大熔炉政策建立“美利坚”民族、拥有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美国人的“危机”和“焦虑”不同,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与民族认同的危机和困惑饱含着百年来炮舰血火之灾的深刻耻辱,同时面对着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巨轭。
百余年来,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与耻辱“陪绑”,饱受质疑、非难、批判与否定。百余年后,我们应当对此进行深刻反省,以理性、缜密、宏阔的视角检视中华文化并确立鲜明的主体意识,在把握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真实的文化自觉。
防止神物异化、以心性哲学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多元并存、和而不同的包容同化力,生生不已、日新又日新的强大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和根本精神,是其能够绵延5000余年而不绝的理由,是创建未来新的文化的基础。
文化自觉是民族认同的深层基础,是民族凝聚的重要保证,是民族创造力与生命活力的内在驱动。文化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政治文明的资源支持。
诚然,中华文化是一笔宝贵而丰富的遗产,如何继承弘扬创新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认识和讨论的问题,也需要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优秀文化。确立文化主体意识、实现文化自觉则是继承、创造和吸收、创新的基础。
《大地》 (200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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