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周一波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清明节公祭黄帝陵,是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大活动,如果交由国家来主持,将能更高层面更大范围凝聚海内外同胞人心和力量,激发中华儿女爱国热情。(《人民日报》3月26日)
记得两会时,周一波曾参与了“把祭祀黄帝上升为国家级的大典”的提案。按照周一波的逻辑,既然黄帝应实行国家公祭,那“炎黄”二字不分家的炎帝也没有置于一旁的道理,事实上,此前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株洲炎帝陵管理局副局长谭艳也向大会递交过一份《关于炎帝陵公祭由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牵头组织,邀请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建议》。如此以来,更多累累功勋的先祖似乎都有国家公祭的必要,如此又如何是好呢?
各敲各的锣,各唱各的调。像这样打着各种旗号,大肆开展公祭活动的不乏其数。除了上面所讲的祭炎帝黄帝,还有祭大禹、祭伏羲、祭诸葛亮、祭包公、祭武则天、祭柳下惠,无所不祭。规模大点的已攀至省级,低的至少县级。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去年全国贫困县湖北竹山也勒紧裤带举行大典,公祭“华夏始祖、东方圣母”女娲。
公祭之风久刮不衰,无非顺应了一些地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济发展套路,具体来讲,一是促进旅游。比如竹山县虽然年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却已投资1500多万元,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建起了女娲祭坛、圣母亭、问天阁等景观,建造了“中华母亲山”标志石。此外,县里还计划投入1亿元,把女娲山打造成4A级风景区;二是招商。一些开展公祭活动的地方,往往伴随着庞大的招商活动,一些地方领导也将公祭招商等数据赫然列入政绩之中。
不可否认,早先的公祭带有一定相对单纯的文化色彩。那时改革开放不久,对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来讲,他们对祖国文化有着深深的眷念之情,也缘于生活环境习惯使然,他们跪拜先祖,寻根索源、谒祖归宗,顺带为祖国发展作些贡献。然而,时至今日,这种文化的气息已经深深地湮没于“公祭经济”的喧嚣之中。也正缘于“公祭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许多地方都在挖空心思翻名人找古迹,哪怕牵强附会也在所不惜,所以才会有一个诸葛亮数家争,一个花木兰众人抢的奇特景观。对于挖到名人的,则绞尽脑汁扩大影响,总想把大典的声势再搞大点,尽量扩大影响,好出类拔萃,好为地方名声或者经济争得彩头。在其它办法逐渐穷尽的时候,欲把地方公祭升格为国家公祭大典也就成了必然。
发展经济无可指责,祭祀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民间风俗,上升到政府乃至国家行为层面,并不能真正改变此举穿着文化的外衣实际是经济里子的本质。更主要的是,这样大肆烧钱搞文化秀,既容易造成旅游重复建设,也不利于财政资源的节约。还有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所担忧的那样,在公祭热的背后,一些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却往往因为资金欠缺而无法解决,二者形成的强烈反差,不知该作何感想。(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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