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顶上为什么没有黄砂？
杭州“良渚古城”中有一座赫赫有名的莫角山，虽然海拔高度才12米，却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浙江考古所牟永抗研究员在《我的考古经历片断忆》中认真的记录了1992年莫角山遗址被一层厚厚的黄沙覆盖的情况，并且特别记载了“沙粒较粗并夹杂边角圆钝的小砾石，显然是经过长距离水流搬运冲刷的结果，但未见陶片等文化遗物。”。浙江考古所蒋卫东研究员2003年也在《东苕溪考古记》中谈到这层黄沙时说，牟永抗“不断问自己和我们：‘为什么这么高的土墩上面会有这么大量的沙？它是派什么用场的？”1993年10月10日《中国文物报》发表浙江考古所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一文记录了这层黄沙夹泥“总厚度在50厘米左右，层数在9-13层之间。各层厚度并不一致，其变化似有一定的规律性……沙层中泥土成分极少，沙粒较粗，沙面上没有发现夯筑迹象。”为什么没有夯筑？就是因为这层9-13层的黄沙杂泥并非是良渚人5000年前搬运去的，而是南北朝以后苕溪改道后形成东苕溪，多次洪水淹没莫角山才形成的。这种水淹还形成过多次的相对静止时期，也就是说曾经多次形成过湿地(湖泊)。
南北朝苕溪是经今余杭、古荡、临平湖一线向东直入钱塘江的，这一点《水经注》卷四十说得很清楚:“浙江迳县(馀杭)，左合馀干大溪”。《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说：“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今苕溪上游仍称溪，泠溪，可见此“大溪”即苕溪。《水经注》又引《钱塘记》说临平湖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以出浙江也。”这里的浙江即今钱塘江。这也说明当时的临平湖极大，范围可从今西溪、古荡直至临平，浩瀚如海。此湖不但有一条“东江”通钱塘江，西边还通浦阳江。苕溪出馀杭，在今杭州古荡处汇入临平湖再入“浙江”。陈桥驿先生认为，古代馀杭的“馀”不但是个发语词，同时还有“盐”的意思，不应该与今一律简化为“余”。我认为很对，这样还可以保持古馀杭“乃江海故地”的记忆。
杭州汉代以前为海，西湖不过一古代海弯。到了唐代，海水虽逐渐退去，但还时常侵袭杭州。所以苏轼也称杭州“本江海故地”。杭州地下皆为咸水，所以李泌要通六井，实为从西湖中引水的蓄水池。六井均沿西湖东侧一字排开，以相国井最远，距西湖也不过0.7公里。从人群饮水的问题来看，可见杭州当时之小。今中河之东即海水，今鼓楼即唐“望海楼”(《太平寰宇记》望海楼作望潮楼，高十丈)。白居易《杭州春望》原注就云“城东楼名望海楼。”，宋苏轼几首关于望海楼的诗也皆写此楼。
唐代临平湖因为太大还常被视为“海”，当时还没有泛洋湖的名字。万历《杭州府志》卷九十九就记载：景德灵隐禅寺，“寺后北高峰”上有“望海”阁。我并不想附会什么骆宾王，但唐代在北高峰上“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完全可能的(明代胡宗宪在杭州城北艮山门上筑“望海楼”，从“地名学”上来说就是对唐代“海”的一种追忆)。后来杭州地面继续抬高，临平湖萎缩，宋代即为杭州城北的泛洋湖(这个名字既是“洋”又是“湖”，反映了从海到湖的演变)，也仍然很大。杭州的庆春路一线宋代名前洋街、后洋街，城北还有一条“涨砂弄”(后讹为“涨纱弄”)。明代杭州人郎瑛的《七修类稿》说今“羊坝头”本为“洋坝头”，今官巷口为“官涧口”曾经都是通海的码头，甚至明代中河里居然还有海里的飞鱼，可以一直飞到西湖(我曾在东海捕鱼，亲见海中飞鱼可飞200米左右，但能飞到西湖是夸张了)，这说明今杭州的下城区和中河以东在唐代以前都曾经海涛出没。宋人姚宽的《西溪丛语》说，直至南宋，杭州六和塔下还有“杨村场”在晒盐，那里钱塘江的水还大半是海水，咸度为“六分”即标准海水的60%，汤村(今乔司)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
苕溪唐代以后是经东苕溪入太湖，不入钱塘江了。这说明5000年前，“良渚古城”附近根本还没有什么东苕溪，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洪水。但一部分良渚研究者都不愿意承认这个“古今苕溪不同”的事实，比如刘斌2007年12月5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良渚遗址发现5000年古城》一文还持“良渚古城”防洪说。笔者认为，这也许是今天阻碍他们观察“良渚古城”叠压层究竟是何时形成的症结所在。
牟永抗的“沙粒较粗并夹杂边角圆钝的小砾石，显然是经过长距离水流搬运冲刷的结果”，明显不是海相沉积，而是苕溪洪水自天目山冲击来的溪沙。笔者仔细观察了“良渚古城”的四个考古发掘点，发现四处“遗址”顶部均无任何黄沙痕迹，这首先就说明这个“良渚古城”工程肯定与莫角山遗址不是同一个时代的。其次，这四个考古发掘点呈现的工程质量也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夯筑的黄土的确很纯净，有的地方夯土内就夹有许多石杂物，包括许多良渚夹砂陶片和黑陶。西侧“白元畈”发掘的铺石中间还留有一条路，而其它3个点铺石中就没有留什么路。所以仅凭4个点还很难确定是否就构成了一个“方城”？这4个点也可能组成的是4个方城或者其他的什么几何图形则都有可能？说是“方城”实在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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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良渚古城”中有一座赫赫有名的莫角山，虽然海拔高度才12米，却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浙江考古所牟永抗研究员在《我的考古经历片断忆》中认真的记录了1992年莫角山遗址被一层厚厚的黄沙覆盖的情况，并且特别记载了“沙粒较粗并夹杂边角圆钝的小砾石，显然是经过长距离水流搬运冲刷的结果，但未见陶片等文化遗物。”。浙江考古所蒋卫东研究员2003年也在《东苕溪考古记》中谈到这层黄沙时说，牟永抗“不断问自己和我们：‘为什么这么高的土墩上面会有这么大量的沙？它是派什么用场的？”1993年10月10日《中国文物报》发表浙江考古所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一文记录了这层黄沙夹泥“总厚度在50厘米左右，层数在9-13层之间。各层厚度并不一致，其变化似有一定的规律性……沙层中泥土成分极少，沙粒较粗，沙面上没有发现夯筑迹象。”为什么没有夯筑？就是因为这层9-13层的黄沙杂泥并非是良渚人5000年前搬运去的，而是南北朝以后苕溪改道后形成东苕溪，多次洪水淹没莫角山才形成的。这种水淹还形成过多次的相对静止时期，也就是说曾经多次形成过湿地(湖泊)。
南北朝苕溪是经今余杭、古荡、临平湖一线向东直入钱塘江的，这一点《水经注》卷四十说得很清楚:“浙江迳县(馀杭)，左合馀干大溪”。《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说：“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今苕溪上游仍称溪，泠溪，可见此“大溪”即苕溪。《水经注》又引《钱塘记》说临平湖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以出浙江也。”这里的浙江即今钱塘江。这也说明当时的临平湖极大，范围可从今西溪、古荡直至临平，浩瀚如海。此湖不但有一条“东江”通钱塘江，西边还通浦阳江。苕溪出馀杭，在今杭州古荡处汇入临平湖再入“浙江”。陈桥驿先生认为，古代馀杭的“馀”不但是个发语词，同时还有“盐”的意思，不应该与今一律简化为“余”。我认为很对，这样还可以保持古馀杭“乃江海故地”的记忆。
杭州汉代以前为海，西湖不过一古代海弯。到了唐代，海水虽逐渐退去，但还时常侵袭杭州。所以苏轼也称杭州“本江海故地”。杭州地下皆为咸水，所以李泌要通六井，实为从西湖中引水的蓄水池。六井均沿西湖东侧一字排开，以相国井最远，距西湖也不过0.7公里。从人群饮水的问题来看，可见杭州当时之小。今中河之东即海水，今鼓楼即唐“望海楼”(《太平寰宇记》望海楼作望潮楼，高十丈)。白居易《杭州春望》原注就云“城东楼名望海楼。”，宋苏轼几首关于望海楼的诗也皆写此楼。
唐代临平湖因为太大还常被视为“海”，当时还没有泛洋湖的名字。万历《杭州府志》卷九十九就记载：景德灵隐禅寺，“寺后北高峰”上有“望海”阁。我并不想附会什么骆宾王，但唐代在北高峰上“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完全可能的(明代胡宗宪在杭州城北艮山门上筑“望海楼”，从“地名学”上来说就是对唐代“海”的一种追忆)。后来杭州地面继续抬高，临平湖萎缩，宋代即为杭州城北的泛洋湖(这个名字既是“洋”又是“湖”，反映了从海到湖的演变)，也仍然很大。杭州的庆春路一线宋代名前洋街、后洋街，城北还有一条“涨砂弄”(后讹为“涨纱弄”)。明代杭州人郎瑛的《七修类稿》说今“羊坝头”本为“洋坝头”，今官巷口为“官涧口”曾经都是通海的码头，甚至明代中河里居然还有海里的飞鱼，可以一直飞到西湖(我曾在东海捕鱼，亲见海中飞鱼可飞200米左右，但能飞到西湖是夸张了)，这说明今杭州的下城区和中河以东在唐代以前都曾经海涛出没。宋人姚宽的《西溪丛语》说，直至南宋，杭州六和塔下还有“杨村场”在晒盐，那里钱塘江的水还大半是海水，咸度为“六分”即标准海水的60%，汤村(今乔司)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
苕溪唐代以后是经东苕溪入太湖，不入钱塘江了。这说明5000年前，“良渚古城”附近根本还没有什么东苕溪，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洪水。但一部分良渚研究者都不愿意承认这个“古今苕溪不同”的事实，比如刘斌2007年12月5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良渚遗址发现5000年古城》一文还持“良渚古城”防洪说。笔者认为，这也许是今天阻碍他们观察“良渚古城”叠压层究竟是何时形成的症结所在。
牟永抗的“沙粒较粗并夹杂边角圆钝的小砾石，显然是经过长距离水流搬运冲刷的结果”，明显不是海相沉积，而是苕溪洪水自天目山冲击来的溪沙。笔者仔细观察了“良渚古城”的四个考古发掘点，发现四处“遗址”顶部均无任何黄沙痕迹，这首先就说明这个“良渚古城”工程肯定与莫角山遗址不是同一个时代的。其次，这四个考古发掘点呈现的工程质量也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夯筑的黄土的确很纯净，有的地方夯土内就夹有许多石杂物，包括许多良渚夹砂陶片和黑陶。西侧“白元畈”发掘的铺石中间还留有一条路，而其它3个点铺石中就没有留什么路。所以仅凭4个点还很难确定是否就构成了一个“方城”？这4个点也可能组成的是4个方城或者其他的什么几何图形则都有可能？说是“方城”实在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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