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不该盲目赞美剑桥

如何看待“西方”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也是全球化时代的每一位中国人每天都面临的问题。我们穿西服、吃西餐、学英语、看英超，我们每天都在“遭遇”西方。
深圳大学阮炜教授更无法摆脱这个“西方”。这位正牌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在尼克松访华后学到了第一个英文单词，改革开放早期的公费留英学生，先后访学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既然我们每天都在“遭遇”西方，听听新近从剑桥访学归来的阮炜教授的故事变得很有必要了，况且，他的说法是那么与众不同。
尼克松访华的英语潮
18岁之前，阮炜都生活在四川巴中。小时候，大人们很少会主动谈论跟西方有关的东西，尽管他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西方”是用两个词汇来代替的，“美帝”和“苏修”，这两个词频频出现在大人甚至年轻人的嘴里，就像现在的年轻人说着“盖茨”和“NBA”一样。
“文革”开始了，阮炜11岁，学校停课小孩们都没事干，跟着大小孩偷偷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偷听“敌台”。一天，他意外地收到苏联对华广播电台，高兴极了，心里想：苏联是怎样一个国家呢？
小伙伴们闲着没事，就结伴到学校图书馆去偷书，偷了很多经典的文学名著，然后在小孩之间流传，阮炜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读到了托尔斯泰的中文版。不过，阮炜那时候对文学著作并不十分入迷，他更喜欢声音，喜欢玩音乐，二胡、小提琴都是他的“玩具”。
1969年，学校重新上课了，而且还开了一门俄语课。阮炜现在还很清楚记得那位上海来的年轻俄文老师叫王历凡，当14岁的阮炜第一次听到俄文的发音时，他好像听到了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声音，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听过哪怕是一个外文单词的发音。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几个月后的一天，阮炜和伙伴们在露天电影播放前的新闻短片中看到了那次“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的握手。
这一年阮炜已经初中毕业，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没能继续上学，愤愤不平的阮炜有一天碰到俄文老师王历凡，王老师说你有空可以到我家来，咱们一起学英语。
事实上，尼克松的那次“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的握手同时也吹来了海那边的信息，不少学校的英语课也悄悄恢复了，四川也不例外。不少人已经隐约认识到英语在未来的作用，都在悄悄学。
学英语和读《世界通史》成了赋闲在家的阮炜每天的“功课”，这两门功课直到阮炜上山下乡也没有丢掉。
1973年，阮炜到四川一个偏远的农村插队，白天干各种农活，晚上就点起昏黄的油灯读外语，当然，还有那本周玉良编的《世界通史》。阮炜说，他当时没有被惩罚，被分配的感觉，由于有知识，在农村反而很受农民尊重，连老农民也称呼18岁的阮炜“老阮”。
两年后，“老阮”由于表现优秀，居然得到了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阮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医学专业，一是英文专业。他选择了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的英文专业。
背李白落泪的汉学家
1978年，这一年阮炜大学毕业，也在这一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阮炜的命运也因此发生改变，他得到留校任教的机会，那时刚刚恢复过来的高校外语人才奇缺，尽管阮炜也只有23岁。
在这段时间，阮炜和学校里的一些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学习小组，他们每天都见面，从不谈生活琐事，总是谈论哲学、语言等严肃的话题，而且通常话题都指向“西方”。
1982年，“西方”不再仅仅停留在语言里。这一年，教育部选派高校青年教师公费留学英国，整个四川有三个名额，经过重重选拔，四川师范学院获得其中两个名额，其中一位是阮炜。
1983年，阮炜来到英国著名的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为了更深入了解从前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西方”，阮炜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经典著作，当他发现在西方文化里“宗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词时，他开始经常去教堂，后来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不过，留给阮炜最深印象的并非教堂的神父，而是爱丁堡大学东亚系的几位汉学家，阮炜后来在文章里形容他们“所讲的汉语并非十分流利，发音也不甚准确，但他们的中国语言文学知识之丰富，不亚于一般以汉语为母语的汉语言文学研究者。他们中许多人连气质和神态都有点像中国人，甚至所讲的英语也有点走调，带上了汉语语音的痕迹，因而禁不住思忖：语言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浸润其中，整个人都‘化’了进去。尤其让人难以忘怀的，是这些汉学家身上那种决非做作的中国式谦恭。这不大可能是一份与身俱来的先天礼物，而更可能是后天习而得之。”
阮炜至今记着那位叫司各特先生的汉学家背诵唐诗时的神态，司各特先生当时四十多岁，脸色红润，对中国的唐诗极为推崇，出口成章，尤其喜欢李白，每次背诵李白都会激动得落泪。
1986年，阮炜回到国内，此时，现代西方各类思潮正在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环境造成巨大的冲击。
不过阮炜也隐约感到，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有点过热的嫌疑，从英国刚刚回来的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在英国被推崇备至的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少人提起，一般提起都会以批判的态度论之。
“英语族”的悲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界有所反思，“国学”重新被正面地谈起，这个时候，阮炜已经来到了深圳大学，他遇到了一位谈得来的朋友蒋庆，他们对中国文明未来乐观的态度大致相同，阮炜相信，中国文明在可见的未来，肯定能够成为人类历史第一个以非掠夺、非霸权形式实行现代化的文明。但阮炜并不认同蒋庆过分否定西方文明的态度。
不过，阮炜认为，知识界的反思并没有能够真正影响到大众层面。对西方文化的过分推崇影响到日常生活每个角度。
阮炜对于国人学英语的行为尤其不满，甚至少有地运用了一个很重的形容词“变态”。他说，在中国，英语从幼儿园起就得学，小学仍然得学，从初中到大学更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必修科目。英语不好，你几乎一辈子就完了。英语不好，中考和高考你就会丢几乎三分之一的分数，考不上大学是肯定的了，你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就算你考上了大学，你仍然逃脱不了英语，四六级考试仍像一座大山压在你的头上，许多大学甚至规定四级不及格不给发毕业证。阮炜说，把一门外语定为从小学到大学的必修科目，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
大学毕业找工作时，你发现仍然逃不掉英语。英语不好，就可能被你想进的公司拒之门外。你若要读硕士，那就更逃不掉英语。大量有学术素质、思维能力的人，可能就因为英语不好而被耽误了前程。读了硕士，你若想读博士，英语还像噩梦一样缠住你。等你拿了博士，在大学找到了教职，英语仍然在对你“施虐”。无论什么专业，甚至是古汉语或中医，你都得考英语。三四十岁时你得评副教授，四五十岁你得评教授，按国家的规定，英语还是必考之科目。
阮炜把这些思考写成了一篇文章《英语族的悲哀》刊登在著名的《读书》杂志上，而这些话由一位英国文学博士讲出来，耐人寻味。记者笑称阮炜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阮炜摇头，他说只是实话实说。
令人失望的剑桥
今年春天，阮炜作为访问学者赴著名的剑桥大学访学。最近，他写成了20万字的《剑桥日记》。
阮炜的“剑桥之行”与1921年徐志摩的“剑桥之行”乃至70年代学者金耀基的“剑桥之行”全然不同，从阮炜第一天到剑桥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去英语系得越过‘康河’。因徐志摩《再别康桥》一诗而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康河’，其实很小很窄，看上去很平庸，水也显得不太干净（有机质含量太高），怎么说也不漂亮。然而河里及河岸草丛中有野鸭、野天鹅和其他鸟儿，一点不怕人。甚至看到一只野天鹅狂追河中行驶着的一只旅游撑蒿船，这应该是船上游人总是用食物讨好它们的后果。”
记者在阮炜教授尚在在剑桥访学时就得知其正在写作《剑桥日记》，于是打趣说，是不是准备搞一本学者型的《再别康桥》？阮炜说，他这本日记不再像徐志摩一般赞美剑桥，而是要对剑桥和当代英国人进行客观的分析。阮炜认为，剑桥作为西方的一个文化符号受到过多的误解，大部分有机会到剑桥的中国人，由于语言和时间问题无法真正深入了解剑桥，更不可能深入接触到剑桥的知识精英，进行深入的交谈，而像徐志摩这样能够接触到剑桥知识精英的中国人，由于当时中国积弱积贫，国人一直羡慕西方文明从物质到制度到精神的方方面面，他们对剑桥也都是不加分析地赞美。
在和剑桥那群知识精英的经常性交谈里，阮炜惊奇发现剑桥的文学教授居然不知中国人用汉语来研究英语文学，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并没有超出英国媒体的水平，而从剑桥英语系的情况来看，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了F·R·利维斯，七八十年代有雷蒙德·威廉斯一代巨人，九十年代以来这里并没有出什么名家了。没有名家，就不再是中心。西方的学术中心早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了，更严重的是，阮炜认为，同美国学界相比，整个剑桥学术风气太“懒散”，太“不求进取”，学者对自己的要求太低（这不仅是阮炜自己的观察，剑桥社会学、政治科学系的一些年轻讲师也是这样的看法）。在阮炜看来，剑桥不仅现在看上去已经衰落，就是今后二三十年也未见得能东山再起。
除了跟剑桥的知识精英有深入交流，阮炜还跟大量的普通英国人有深入的交谈，其中阮炜的四位同房房客是他经常聊天的对象。英国人喜欢吃烧烤，阮炜经常跟房友们在后花园烧烤聊天。
五位房客里有大学生、白领、失业者，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外部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在五个房友中，只有阮炜一个人天天跟踪新闻。有一位干脆既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看电视、听收音机。其他几位对电视倒并非抗拒，但只看某些体育和娱乐节目，他们最忠实的节目是BigBrother，每到晚上八九点，便上班式地、吃大餐式地欣赏那十几个“演员”在一个幽闭环境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阮炜和房友们的话题很广泛，会谈当年徐志摩曾被问起的“裹小脚”，不过阮炜不会跟徐志摩一般跟英国人一起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他认为西方人和东方人都会通过操纵身体来改变自我、扩张自我。西方也有大量类似于中国裹脚的习俗，他甚至反问房友约翰，“你不觉得你们西方人发明的隆胸、吸脂一类手术比裹脚更有害，更危险？你不觉得这不人道？你不觉得西方男子大量服用类固醇一类的药物以长出球状性感肌肉（美其名曰健美）的做法不人道？你不觉得今日这种不人道与旧时裹脚的不人道不就是一回事？”约翰表示同意。
阮炜把他的思考都写进了《剑桥日记》里，他希望能够为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个较为贴近真实的视角，因为在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加分析去赞美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西方事物的人仍有很多。
作者：阮炜
1955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市，1978年8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83年10月获曼彻斯特大学语言学系硕士学位；1986年10月获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深圳大学教授。
作者:晶报首席记者刘敬文实习生庄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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