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上来说,中国人是非常温和的。”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任教的社会心理学博士章军说,“目前在市场经济、信息时代的特定背景下,社会还比较不稳定。虽然这些年社会在发展,但一些人在其中有挫折感。”
“比如受贫富差距等影响,人们心理比较失衡,有一些不满。心理学上有‘挫折攻击’的说法,人遭受挫折会有攻击倾向,无论语言还是行为。
另一个来源,章军认为和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有关系。在文革时期,诸如“砸烂狗头”、“踏上一万只脚”、“不革命就滚蛋”等。更早的50年代,就有民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接下来的词,则在直接侮辱杜鲁门母亲的智商。当时的孩子认为这样贬低帝国主义敌人是爱国的表现。
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杨国彬则认为:狠话未必与文革有关系。“汉语向来就是很丰富的,骂人的词汇也是如此。其实很多人说狠话的时候,未必觉得自己说的话很‘狠’呢!”
在儿童心理学里,6岁之前的孩子往往更倾向于说“狠话”。比如“我到死都再也不跟你玩了!”或者看见公共汽车上人非常拥挤,有的孩子会对妈妈说出“拿机关枪把其他人都打死”一类的话。儿童说狠话的目的主要是要挟和发泄,并不是真想通过暴力途径解决问题。成人世界的狠话,其实跟儿童狠话差不多。
幽默化解狠话
有人说狠话,有人却更愿意用幽默解决问题。
张俊宏已经无数次被附近的居民误认为叫“张彪”。这位经营消防设备的老板已经年过五十,年轻时到北大荒当过知青,后来做生意,却仍然酷爱读书。
“彪哥”的称呼是因为他的标语黑板“彪哥语录”。这个黑板由于经常出一些轻松幽默的标语而在中关村社区小有名气。
“已经挂了三年了,其实最早就是我的备忘黑板,因为我的店两面墙都是玻璃的,把黑板后背冲着外面,看起来破破的不好看,我就给挂出去了。”张俊宏说。他决定给黑板标语起一个标题,想起了范伟在《马大帅》扮演的角色“彪哥”,范伟扮演的这个角色“尽管自己其实很可笑,却总是一本正经地装酷”,老张想用这个名字增加点幽默气息。后来就逐渐产生了“彪哥语录”。
张俊宏的店紧临中科院计算机所,路西几栋楼顶的大牌子上写着AMD、INTEL和联想。路东则是一个破旧的城中村。在交警眼里,这一带是非常难管的地段。每天大批科技企业的员工把自行车扔在马路边,堵住了张俊宏的店门,也挡住了附近几座楼的消防通道。
每天上午开门,张俊宏都要从一堆自行车里“刨”出一条路。有时候,一些怕丢车的年轻人还把车锁在他的铁栅栏门上。“站在他们的角度一想,我就能理解了。这门前临着大街,人来人往,又在我眼皮底下,贼不敢动手。”老张说,“这对他们来说,最方便,也很安全。”
交警都说:“你这块这么乱,你居然也忍得了,为什么不找他们领导!”交通队在老张的黑板下挂了一个官方标语,红布大横幅警告乱停乱放的人。
老张在“彪哥语录”上写道:“早晨我开门,您的宝马良驹横在我门前,唉,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效果居然不错,大家自动给他的路口让出了一条路。
“如果我用刺激性的方式来解决,只怕大家关系会越来越僵。”张俊宏说,“其实只要一提醒,他们就会知道自己做得不合适。”
老张的语录,有人替他记着。附近的居民有时候会打电话找他。“上期的彪哥语录,我没抄上,你再告诉我一下,我每期都记的!”还有的人看见“语录”几天没换,就会敲着玻璃窗问,“彪哥该换新词了!”
“遇到生气事是难免的,我也会有很恼火的时候,不过我不会用狠话。有时候能够轻松幽默地提醒一下,效果也许会更好。”张俊宏这样介绍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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