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体现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受到历代官民的尊重和保护。据有关资料记载,京剧中单是演关公的戏就有20出。北京一地就有关庙上百座。在我国台湾省2000多万人口中,关公的信徒达800万之众。在日本、东南亚以及美国等国家的华人中,关公同样有众多信徒。而家喻户晓的诸葛亮,不仅在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里有真实的客观的高度评价,连他的对手曹操、孙权、司马懿等,都对他人格和才能十分敬佩。这些同代人物的评价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信史。不知说诸葛亮奸诈的评论有何依据?在当今研究评价历史英雄时,如果无视前人的定评和民间的口碑,肆意颠覆古代名人形象,就会伤害民众的感情,伤害民族的集体记忆,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失范和混乱。尤其对历史知识不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误导,其负面影响更大,更重要的是,如果对自己国家历史名人没有足够敬畏之心,恐怕也很难得到他国尊敬。
评价历史名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臧否历史名人需要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客观真实地鉴别史实,阐发精义,丰富历史文献,启迪今人。如果抓住片言只语,甚至野史、逸闻,就随意颠覆前人的定评,其做法本身就令人生疑,更遑谈结论。而打着普及历史知识的旗号,对历史名人“恶搞”、“戏说”、抹黑,那只能说是对历史的亵渎,同研究、解读历史毫无共同之处。
作为饱读圣贤诗书的文化人,理应对历史名人多一份尊重,多一份责任。如果为了一鸣惊人,刻意标新立异,这不是史学研究应持的态度。而以挖历史名人的“隐私”为能,竟然考证出古代名人的“花边新闻”以迎合某些读者,那就是“恶搞”,能称为学术研究成果吗?颠覆性解读的频频发生,说明连学术研究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受了浮躁之风的侵蚀。而当研究、解读历史沦落为成名、暴富的手段时,这已经离商业化、泛娱乐化越来越近,离做学问的宗旨越来越远。颠覆性的解读不仅颠覆了历史名人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同时也颠覆了知识分子的品质和品位。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乔治·桑塔亚说过:“不尊重历史的人,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个人成名事小,为国修史事大。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们应该负起应负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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