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和王朔是相识多年的朋友,这不仅仅包括她了解王朔真诚可爱的为人,也包括理解王朔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作品,乃至近期朔爷频频“口吐莲花”的各色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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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讲,这次王朔打翻理性的复出,让我有些失望。”查建英说。
王朔归来。言辞上,犀利不减当年,不少骂点甚至让人击节称快。在他强势语言的凌厉攻势下,尽管“语言逻辑的漏洞百出”,他让自己的看点布满了观众的眼球。
“王朔非常聪明。这次他骂了很多人,但我认为骂得避重就轻,虽然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掺杂了太多娱乐场做秀的成分。对于一些早就已经被口水淹没的人,多王朔或者少王朔的几句口水并没有实质意义。反倒是一些深层存在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触碰。”查建英说。
80年代先锋小说大行其道的时候,王朔的个人创作风格并不明显。直至90年代,王朔开风气之先的气度最终显现出来。他以自己特有的语言天赋,消解了一整套当时人们在情绪上相当抵触的东西。而他灵敏的商业嗅觉也使他在创作意识上至少远远超前于很多大陆作家。
“那时,王朔就在玩很强的智力游戏,同时不遗余力刻薄至极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挖苦和讽刺。但当涉及到一些更为强大的思想意识时,在摆低自己的姿态后,王朔的态度至多是调笑的、调侃的。他清楚自己可以触碰的底线在哪里。”查建英说。
王朔是霸道的,这使得其他的价值观在他的口水中不得不退避三舍。这种“霸道”反应着他从小植根的文化环境:一元文化观。“毛泽东时期的文化观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可我们有的只是‘破’,就没见到‘立’。再说得早些,对文化‘破字当头’的态度,中国人早有传统。从1919年‘五四’开始,倒洗澡水顺便把孩子也泼出去的激进文艺型思维方式在中国特别具有煽动性。鲁迅就是最好的例子。先生一站出来,他的学问和才气就能骂死黑压压的一片人。经他一说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只剩下两个字:吃人。”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有选择的保留,对西方的文化有保留的接收,心态自由而开放。‘五四’一代人在年轻时大都比较极端,但我们总不该仍然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当下的行为吧?所以,我认为王朔到了这个年纪依旧坚持那样激烈的破坏性,攻击性就不是一个很理性的态度。”
“知识分子阶层穷其一生的意义绝不是说要拥有多少财富和名声,而是对真理、对知识的追求以及为此进行的承担!正因为我看重王朔,我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而且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只顾自己的挥洒聪明和表演快感。他多少应该为自己言论引起的后果负责。”
当才气被霸气所取代,这意味着“才气”越大,对文化的破坏力就越大。当下的社会急需的是知识、理性、清明,以及包容的心态。对于文化的破坏,已经经历太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的建设。已经千疮百孔的的心灵迫切需要滋补,体恤,需要一种积极,健康,开放的价值观!文化对阳光、善意、自由的渴求远远超过以阴暗、仇恨的心理去讨伐、批判其他所有持有不同看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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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爷开骂不过是前戏,《我的千岁寒》紧接着粉墨登场。在随即某周刊的一篇“王朔后传”的文章里,作家刘索拉在看完《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后说:“‘飞’的状态一种可以靠修行得道,一种是靠药物,可以靠任何东西,其实是让你的细胞打开,这都是把自己的神经放松,让它接受更多信号,因为有很多信号在我们周围,肉眼看不到的。”
作家阿城聊到中国的巫医文化时,他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佛教传来中国,迅速与儒教、道教、巫教平起平坐,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同时传来的印度大麻比中国大麻劲儿大。佛经的本质是幻觉,是一种经验与概念的置换。你在幻觉里看到的,不是真的,难道你‘清醒’的时候,也就是身处俗世,就不会是另一种幻觉吗?”(《访谈录》P56)
像所有杰出的、有才能的作家一样,王朔不容许自己风格上的重复。当他试图突破自己90年代的作品时,一切变得困难。因此,“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寻求突破成为可能解决困境的途径”。
“没有哪个优秀的作家会在明明知道自己无法推陈出新的时候还去创作,对于这一点,我特别能理解!但王朔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文字到底是不是好作品、优秀的作品,我们需要仔细考量。”
“这两年,在一些谈话场合我接触到王朔。这些年的经历使他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比如:成熟,沧桑。比之90年代他的不断冒出才气,但每每总留有败笔的作品而言,我以为如果他再写东西应该会更深沉,更完美一些。他的新书《我的千岁寒》目前我还没来得及看,对于其中的内容也不便多说什么。对他的复出,我原本还是有所期待的。但现在仅仅看他所讲的和曾经没有多大区别的各种言论,我不认为有我所期盼的那种大超越,所以不免觉得有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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