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季羡林做一辈子“学者”

三○一医院的高干病房设有门卫、岗亭、服务台三道“关卡”；季老年事已高、免疫力差，是医院的重点保护对象，一天只被允许见一拨客人；而怀有同样探视渴望的客人太多太多，怎可能个个遂愿？如此说来，近日能去拜望他，我是幸运的。
 
给爷爷“画张像”
 
此刻，爷爷正笑眯眯地瞧着我们，“呵呵呵”地笑出了声。被眼袋和笑纹一挤，本来不大的眼睛更加显小，但快活劲儿从小眼睛里喷涌出来，溢满了整张脸庞——瞧！他那两颊红扑扑的，看不到老年人常有的老年斑；白眉毛儿很舒服很自在地招展着，其茂盛程度甚于油亮脑瓜上的稀疏白发。合也合不拢的嘴巴里，下牙床那三颗间距不等的牙儿露出来，这竟然让我联想到张乐平笔下三毛的漫画形象。当季老在《病榻杂记》中辞三顶桂冠时，有一些学界的朋友对我说：“他辞他的‘国宝’，我们依旧当他‘国宝’。”我有点调皮地想：绕过学术的角度，我们依旧可以用一组短语将他与“国宝”联系在一起：“国宝”——熊猫——可爱——季老的长相。
 
爷爷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后背垫着一个靠垫和两个枕头，腿上盖一条薄毯，衣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裂着大大的V字领口。他的秘书杨锐老师说：“都说老年人怕冷，年轻人火气壮。我跟他是反过来了：我穿厚毛衣，他不穿。”
 
爷爷的老当益壮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文思和胃口。前者以《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和《病榻杂记》等新书为证。对于后者，也许你会听说他的养生之道“三不主义”：不锻炼（不主张过头的体育锻炼，当然绝不反对适当运动）、不挑食、不嘀咕。不挑食反过来证明胃口好。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告诉我：去看季老，总习惯买点三文鱼——好胃口的季老，爱极了这种生鱼片！
 
爷爷这会儿正吃着啥呢？是苹果，切成小丁儿放在碟子里，插着牙签。但我们一到，好客的他就顾不得吃了：一会儿跟大伙聊天，一会为我们签名送新书，一会又听我给他读报。他说话时，不大做手势，神情也不夸张。总那么憨憨地笑着，嘴里时不时蹦出真知灼见。
 
他爱把双手架在面前的小长桌上，模样跟个正在认真听讲的小学生似的。这双手曾经在数年前长满了被主人谓之“丑类”的水泡，结满黑痂，每次照相，总被藏于身后，严重的皮炎成为爷爷在三年多前来到三○一医院的主要原因。如今，药到病除，双手又恢复了原本的白净。当我与他握手时，能感受他掌心的宽厚、光滑、温暖。
 
给爷爷家“拍照”
 
这里不是传统意义的病房，十余平方米的空间，成了书房、卧室、办公室三位一体的“家”，喜气和人性，是主人赋予它的特殊味道。
 
在爷爷“家”里，你恍惚觉得这会儿已是农历春节：房间里放着几盆绿色植物；案几上摆放着一只硕大的瓷制寿桃，边上是一张爷爷十多年前的照片，笑容定格在烂漫的山花之中；书橱里有两个鲜红的柿子，还有一对可爱的唐装娃娃；床头贴一张倒“福”，意为“福气到家”；最为显眼的则是一副字画中堂，红底黑字，上书一个大大的“寿”字，中堂两侧是一副同样装帧的对联，题有：“喜贺即登期颐，同祈二度花甲”，中堂上方悬一“福寿康宁”的横幅。
 
你可别真以为这些都是为过年布置的。它们大多是三年多来一批批到这里探访祝寿的人们呈上的心意。三○一医院的管理历来严格，桌面上不许随意摆放书籍、刊物，连看过的隔日报纸，都必须收进抽屉里。与病房相连的晒台上，一二十个塑料整理箱摞得像一面墙，里面分门别类地存放着各种书籍、资料，爷爷可以随时查阅。他一方面遵守着医院的种种规定，又尽可能利用可以利用的空间，去展现客人们的心意。被这样的心意包围着，爷爷幸福而知足：“别人看我很劳碌，但我觉得我很享受。6岁去济南求学以前，我没吃过肉；留德期间，防空洞外炮声隆隆，自己肚中饥肠辘辘；可如今呢，我无非是做了一些学术上的研究，却住上了条件这么好的病房。”
 
有一些小礼物也许并不太起眼，爷爷却十分珍爱，这就是客人以及医生、护士、保安们送给他的毛茸玩具。床边那个两开门的小书橱不仅摆放着供随手查阅的书籍，还成了“动物们”的乐园，五六只“小狗”、“小猫”、“小熊猫”，有的住在里面，有的蹲坐在书橱顶上。爷爷今年迎来96岁本命年，过些日子，一定会有一些“小猪”们加入这个动物大家庭的。
 
说到动物，兴奋的爷爷突然神伤：“我想我的猫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季老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哭干了眼泪，是洁白的波斯猫陪伴他度过了艰难的时日。季老住了院，突然不见了朝夕相处的小东西，着实想念，脑海中总浮现小东西对他依依不舍的情景。看到季老神伤，带我同去探访季老的北大教授安慰他：“在校园里，我总碰见您家的猫，玩得可欢呢！下次我给它拍点相片带过来。”“好，好！”季老又乐了。
 
拜望时间转瞬即逝，我们不得不与季老道别。走到楼下，回望这座住院楼，我已在期待下一次的探望。心底深处总好像有块小磁石，微微却有力地吸引着我。这份惦念让我再次翻开已经通读的《感悟人生》，爷爷在书上签名时将我称作“小友”。我还一遍又一遍端详留影：因为季老双眼做过白内障手术，为保护他的眼睛，拍照时没有打闪光，画面似有模糊；不过，总也有一些东西，不会模糊，而是珍藏在我的记忆里，历久弥新。
 
再行一点雨  再著一点花
 
在《病榻杂记》中，季羡林昭告天下，辞去“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三顶桂冠。
 
“可总得有几个头衔吧？”我问。
 
他回答：“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学者”是季老守了一辈子的本分，也是季老的事业。非常有趣的是，这个自称“爱情文盲”的老人曾给恋爱中的年轻人指了条路：“我并不提倡二人‘一见倾心’，立即办理结婚手续。我觉得，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必过长，短则半年，多则一年。余出来的时间应当用在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且不论季老的这个认识是否符合爱情规律，但这至少说明一点：在他所理解的生命意义里，事业所占的比重很高很高，而事业的大境界是“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季老可以做到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他很喜欢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谦虚地说：“我哪敢自比为苍龙？比作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
 
新目标：活150岁
 
季老对于寿命的期待，可谓“得寸进尺”：“我从未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最初我以为只能活四十几岁，像我父母亲的寿限。米寿时，听说巴（金）老和臧（克家）老相期活到茶寿，我说我也入伙。但前些日子，读到一位科学家的文章，论证人的寿限可以到150岁。所以，当人们问到我时，我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活150岁！”
 
我问：“什么叫米寿、茶寿呢？”
 
季老讲解道：“你把‘米’字拆开看看，‘八十八’，米寿就是88岁；‘茶’字在‘八十八’上头又加了个‘廿’，茶寿就是108岁。”
 
对于生死，季老信奉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说：“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样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墓地）。”他戏说：“我得排着队鱼贯而进，不加塞儿不落后……欣逢盛世，活得长自然好，看见了‘神五’、‘神六’升空，看见了国家越来越强大……”
 
用脑长寿，只讲勤奋
 
在医院里，季老把作息时间安排得非常合理。每天上午、下午分别工作两个小时。老人写作有个特点：在吃饭、输氧和休息时，对写作内容先行构思，动笔时一气呵成，基本上不做什么修改。
 
季老称自己是个‘四半’之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所幸脑子还管用。他在他的“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的长寿之道外，又补充了一点——“用脑长寿”。他说：“人的衰老主要是脑细胞的死亡。中老年人的脑细胞虽然天天死亡，但人的一生中所启用的脑细胞只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在活动的情况下，每天还有新的脑细胞产生。只要脑筋的活动不停止，新生细胞比死亡细胞数目还要多。”
 
季老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资质平平、中不溜的人，“如果一定要说优点，我只讲勤奋。”从入院第一天起，季老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水滴石穿，一部《病榻杂记》就这样渐渐出来了。季老自嘲：“出这样一本书，权当证明自己还活着。”但一位常去探望季老的朋友却告诉我：“每次去，都能拿到季老所著的不同的书，真可谓著作等身！”
 
由于眼睛做过手术不适宜看电视，季老特别重视读报，他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由秘书或护士念给他听。秘书怕他听的时间太长，累坏了身体，所以总想偷偷跳过一些相对次要的版面，季老先是装作不知道，等到秘书说：“读完了。”季老就会去翻报纸：“还有这一面还没读呢！”弄得秘书哭笑不得。
 
季老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坚实的“童子功”令他至今依旧能够流利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有的时候，季老高兴了，还让秘书跟他对诗，秘书为了考一考季老，故意背错，季老一下子就给指出来了。
 
传好接力棒
 
季老笑称自己为“杂家”：“我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甚至科技领域内的许多方面都感兴趣。我常说自己是‘样样通，样样松’。”对于自己在梵文、佛学、印度学、比较文学、敦煌学、中国传统文化、语言学、中国翻译史、历史学、教育乃至科技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他是用这种举重若轻、略带调侃的口吻去总结的。
 
但季老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宝生知道他的老师很不容易：“清晨四点多，老师便起床写作，他家里的灯是北京大学亮得最早的一盏灯。他不怕困难，越是难的东西，他越敢搞。”
 
于是，我们看到：十年浩劫，季羡林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在那种状态下，他悄悄翻译了印度闻名世界的史诗《罗摩衍那》，历时十年之久；1983年，古稀之年的季羡林在得到一本新疆出土的古代抄本的残卷之后，将已经几十年没有再接触的吐火罗文再次“拣”起来，最终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对残卷——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的破解，为世界吐火罗文研究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他80岁之后，他每天行走七八里路，去北大图书馆翻遍了整个书库，最后写成80万字的巨著《糖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一些人急于从西方寻找思想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当有人任意贬低中国文化时，季羡林却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话：二十一世纪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一定会在世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和谐，他的相关论述汇成了一书《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如今，和谐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每一个学术成果，考据之艰苦、推敲之细致、观点之新颖、意义之重大，以及成果背后他的耐心、潜心、没有私心，恐怕都无人能比。
 
当今时代，节奏加快，诱惑很多，很多人贪图省力、急功近利，而季老为何还能傻傻地保持着纯粹的治学劲头呢？
 
“人的一生，不应该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索。”他向我谈起了他对人生的独到理解：“在人类前进的极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代人只是一条链子上的一个环。拿接力赛来作比，每一代人都是从前一代人手中接过接力棒，跑完了一棒，再把棒递给后一代人。这就是人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这一棒的任务。”
 
每一棒，在传递给下一棒之前，都是冲刺的姿态。季老正在冲刺，他的所有努力，将赋予后人一个更高的起点。
 
“真”“爱”一生
 
真
 
季老曾在《佛山心影》一文中谈到自己喜欢这样的人：“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季老还说：“‘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在《留德十年》这部回忆录中，他真诚地披露了自己三十岁时一段鲜为人知的情事：在德国时，他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因为给论文出清样，有过一段恋情。季羡林面临抉择：与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或许是幸福美满的；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尽管置身于包办婚姻中，季羡林最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由自己来咽下这枚苦果。他本以为伊姆加德还年轻，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可没有想到，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
 
季老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老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爱
 
季老对他人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生养他的母亲、爱培育他的叔叔婶母，爱难以割舍的儿女，爱教过他的老师，爱童年的伙伴，爱一切爱过他、帮过他的人，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人……
 
在三○一医院，他爱每一个医生、护士、保安，爱每一个去探望他、关心他的人。这里流传着一段佳话：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老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老马上把秘书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老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他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季老对他人总是这样慷慨。2003年末，季老把爬格子所得的十五万美元稿酬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图书、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绘画等个人收藏品捐给了北京大学。可他对自己却很“吝啬“：对于吃，他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对于穿，他更是俭朴，很多衣服都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考虑换新的，人们看到他常年穿的是一身蓝色中山装；对于用品，他很不讲究，只要能用，决不肯轻易丢弃，他用的手提包，是一种最简单的敞口式的，一提就是十几年。
 
秘书李老师说：“季老在做人上，从来都是克制自己，处处替别人着想，照顾他人，虚怀若谷。而且他对人一贯坚持平民立场，与人交往没有等级观念，医院里的勤杂工差不多都与他聊家常。”李老师注意到季老吃馒头炒菜时总是速度很快，吃饺子、面条时速度相对慢一些。那是因为他幼年时就离开父母，寄居在同样贫困的亲戚家，每逢上桌吃饭都是小季羡林最尴尬难熬的时候，他不愿意往自己的碗里搛菜，所以吃得很快，盼着吃完赶快离开。
 
季老不喜欢麻烦人。半夜有了尿，他总是把两次三次憋成一次，宁愿自己睡不好也不叫醒医院的护工，因为“他们白天也很疲劳了，晚上不忍再让他们起来”。
 
季老的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讲起“季老跳窗”的故事：“他那个时候都80多了，想出门参加一个会议，没想到家人出门的时候随手把门反锁上了。季老怕迟到，干脆爬上窗子跳了出去。”我问季老：“您一直那么身手矫健吗？”季老笑道：“那一跳啊，出了问题。我一瘸一拐去了会场，回来后腿部觉得异常疼痛，去医院一检查，居然骨裂了。唉，不服老不行啊。”
 
 
记者手记
 
写一写季老，是去年8月萌生的想法，缘由是温家宝总理为他祝福95寿诞，季老将“天人和谐、人人和谐、个人和谐”娓娓道来，精气神全无老态——这位踩着清朝尾巴尖儿出生的世纪老人，经历、参透、淘沥的，叫做“传奇”。
 
于是，半年来，我总习惯在临睡读他的书：从《留德十年》、《牛棚杂忆》，到《感悟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到新近出版的《病榻杂记》。翻开时尽揽光风霁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合上时唯余宁静和温暖。他曾经有言：“读我的书，不管怎么样不会做坏事。”他未敢期望：他那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洞明、豁达和执着，他那辞去“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三顶桂冠的恳切、谦逊之谈，令浮躁如我的年轻人如饮醍醐。
 
早在5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秋天，我曾在北京城南琉璃厂某家书店开业典礼上见过季老。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将他围拢来，无法近前的我隐约听得他在阐述“东方文化一定会在世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此后，他因眼疾、皮炎、腿病等原因，几进几出西苑医院和三○一医院，并最终在三○一医院安顿下来。等到我再见他，已是去年年底，就在这所医院的病房中。
 
很多人写过季老，有张光璘所著《季羡林先生》等数本传记，更有不计其数的单篇文章，作者多为季老同事、弟子、故友及与他有十多年乃至数十年交情的记者。与他们相比，我的“资历”会被打上一个问号，但我没有任何的局促不安，因为我知道：有一名掏粪工人得到过他题写的匾额；钟敬文先生评价他“如同野老话家常”；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叫他“爷爷”……在爷爷的词典里，找不到“资历”这个词儿。一千个孩子的眼中，投射着爷爷的一千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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