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之忧

流泪的中国世界遗产
2006年7月8日至16日，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期待的日子，那天，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表决通过河南安阳殷墟进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将有32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至今，中国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已拥有这么多的世界遗产，这在全世界也是速度最快的。
然而，伴随国人喜悦的还有忧虑，由于《无极》剧组严重破坏了位于云南“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保护地范围内的香格里拉景观，届时中国不得不就此向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作出相关报告。这也是“三江并流”第二次遭遇尴尬。在2004年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三江并流”就曾和中国其他4处世界遗产被列入评估名单，是当时受评估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三江并流”那次被评估的原因是世遗中心认为当地旅游开发过热和怒江上将建13座大型水电站，其中1座正在保护区内，另外12座虽不在保护区内，也距离不远。世遗中心关于“三江并流”的说法是：在2005年2月1日前递交整改报告，供下届大会审议。
与三江并流一同遭遇尴尬的还有蜿蜒中华大地的万里长城。事实上，被列为世界奇迹的长城已经处于濒临被人为毁掉的边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现实是，长城每一天都在受到无知者的破坏和玷污。许多破坏长城的现象是修造者的不肖子孙们的蓄意所为。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长城的商业性开发有可能会加剧，长城的保护更不容乐观。
“除了自然和人为的毁损以外，‘到此一游’照样会把长城刻得遍体鳞伤。如果长城会说话，它早就流泪了！”这是中国长城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黄永仁的无奈感慨。
中国长城保护学会去年对北京八达岭长城进行勘察时发现，众多省份游客的“签名”挤满城砖，有些城砖上还留有韩文、日文等留言。“几乎没有一块无字砖，再想刻字都无处下笔。”学会工作人员无奈地说。长城墙体石砖表面的字迹多数是用钝器雕刻的，最深刻痕竟达半厘米；还有部分字迹是用涂改液、油漆涂抹而成。由于刻痕深入砖体，强行擦除会破坏长城表面结构，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在已经开发的长城景区，我们可以通过人员巡逻、安装监控摄像头、广播宣传的方式防止人们对长城动刀，但是对于野长城我们还无能为力，这种蔓延更加令人担忧。”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说：“在长城上刻字很难修复，基本上没有办法，修复了也就等于更改了文物的原貌。”
性格直爽的董耀会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长城的破坏，除了损毁和刻字等物理的毁坏以外，还有对长城美学价值和民族精神的玷污。大型活动不仅对长城建筑本身造成损害，而且还给长城带来形象上的玷污。
董耀会所指的是2005年7月23日，1500余名“迷幻男女”在长城之上“锐舞派对”，狂歌劲舞，通宵达旦，耀眼的荧光大旗、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事实上，自1997年金山岭长城被出卖后，金山岭长城八次沦为“肉池酒林”，只是一直未被媒体曝光而已，2005年7月23日的这次派对，应该是第九次。
对此，许多人感慨万千：长城是国家级文物，是国宝，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不是某些地方政府或部门的摇钱树。中国有句俗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也要看那山是不是你的山，那水是不是你的水。可是有些部门和政府却把国家文物地方化、部门化，于是他们靠着长城就吃起长城来了。
世界遗产拒绝商业化
北大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是个性情中人，与记者谈及遗产区被破坏的时候，他表现得义愤填膺，而当提及某个合理利用、完好保存的遗产区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
谢教授首先从泰山索道问题谈起。他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公然“在泰山上动土”，炸山劈峰，建了三条直插岱顶的索道，仅其中一条索道的上站就破坏了1.9万平方米的地形，这是泰山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说起此事谢教授不无感慨：“在中国，关于世界遗产的保护，专家学者的意见总是微不足道。一条破坏严重的泰山索道，大批著名的院士、建筑师、教授、专家反对了二十年，但有关部门不但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扩大了五倍工程量。”有座名山的管理人员在解放初只有七八个，后来因为索道和超载开发，现在已高达3000余人，再加上其家属便多达四五千人，仅他们生活所产生的污染就够这座名山“消受”的了，何况他们还在核心区建了大量宾馆和商店。
提起武陵源世界遗产，谢教授不住地叹息。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为武陵源每年带来上百万的游客，使得这个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的湘西山区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到了1998年，作为我国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风景名胜区，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却因存在大量粗制滥造的人工建筑，被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官员出示了黄牌，并限令于当年国庆后全部拆除。谢教授遗憾地说，这下张家界人才终于醒悟。痛定思痛后，张家界武陵源区人民政府才将旅游核心景区面积达19万平方米的建筑全部拆除，拆除物总价值超过两亿元。
“只要放弃狭隘的地方利益，从遗产的长久着眼，中国的遗产就可以永远远离‘黄牌’”。谢教授告诉记者，中国是世界上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如果80年代以来就坚持保护性利用，加强管理，不搞破坏性开发，我国有很多文化和自然遗产都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如今有不少遗产地已面目全非了。现在每申报一项，都要拆除价值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破坏性建筑，才有可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甚至有的本应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景观，因为已经无法恢复而成为永远的遗憾！遗憾还不止于此。根据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凡由于保护不力或过度开发等人为原因损坏的自然与文化遗存，将被取消“世界遗产”资格而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如不能按期恢复，就要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现有世界遗产31项，排名居世界第三位。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旅游业兴盛和财富增长的源泉。据统计，目前中国有677个风景名胜区，其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51个，占国土面积的1%。云南西双版纳旅游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达到73%；海南三亚旅游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达84%。云南丽江地理位置偏僻，但是凭借世界文化遗产地位，成为中外旅游热点，财政收入的90%来自旅游业。
那么，我们该怎样珍视、善待给我们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宝地”呢？换言之，如何才能确保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协调发展，实现“双赢”？
身为北京旅游学会常务理事的耿留同对旅游的解释是，最好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他认为，旅游是扩展人的生活空间和时间的，是人类很重要的一个需要，从这个角度说，旅游是一种非常高尚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人们增长了见识，增加了历史文化知识，提高了自身素质。人们不仅了解现在，还了解过去与未来。这种交流与遗产保护并不矛盾。
耿留同和所有专家担心的是中国的世界遗产正面临着旅游超载、错位开发的严重威胁，有的甚至面临存亡的抉择。所谓旅游威胁，简言之就是“人满为患”。旅游热带来的滚滚人流，大有踏平三山五岳之势。特别是“五一”、“十一”、“春节”三个旅游黄金周期间，各处无不爆满，而世界遗产这样顶级的旅游胜地自然是不堪重负。例如最大容量不过一万多人的故宫，连续几年在黄金周前三天，日接待游客量都在10万人次以上，最高突破了13万人次的历史纪录，超过饱和度100%—200%。小巧玲珑的苏州园林内游人如“过江之鲫”。在丽江，自1996年以来，游客增加了4倍，已超过400万，蜂拥而至的游客已严重破坏了丽江地区的文化和生态平衡，甚至作为丽江生命之源的圣洁的玉龙雪山也因游人过多的光顾导致了雪线上移。在敦煌莫高窟，日益增多的游人给壁画、雕塑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旅游定为对世界遗产的四大主要威胁之一。
相比于“人满为患”，对世界遗产更严重的威胁是“楼满为患”，也就是遗产地的“商业化”、“人工化”和“城市化”。在世界遗产地附近、周边，以至景区内，几乎到处都有人声喧嚣的商业街、土特产市场，承德普宁寺竟将僧寮改造成了买卖街。最明显的人工化莫过于索道的兴修。近年来，我国山岳风景区兴建索道成风，凡是山岳世界遗产地如泰山、黄山、峨嵋山、青城山等几乎无不建有索道，一条不过瘾，再修第二条、第三条，座座名山铁索缠身，大煞风景！而各种旅店、招待所、行业宾馆、部门饭店更是竞相破土动工或进行升级改扩建，而且有益发豪华之势，使世界遗产地“城市化”日益严重。
世界遗产要“申”更要“保”
“世界遗产”是一块金字招牌，是一张在国际上畅通无阻的“世界名片”。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作为无形资产，它的潜在价值难以估算。于是，各地蜂拥而起，从公众到政府，从内地到边疆，都对世界遗产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少地方都在积极筹备申报，更多的地方则是跃跃欲试。
“保护和发展本来没有矛盾，之所以产生矛盾，就是没有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希望人们记住，保护永远是发展的前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的辨证法不知能否唤醒有关人士的平常心。
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并不反对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和利用，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开发，是破坏性的还是保护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项目专员木卡拉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是庙宇或者类似历史建筑，利用时就应该按照它在古代时的功效来进行，这才是合理的，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成的利用方式。木卡拉认为，中国的某些遗产项目只注重申报，不注重保护，很有可能无法通过联合国方面六年一次的检查，而被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据谢教授考察了解，在欧洲以及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区内几乎见不到索道，即使有，也都远离遗产保护区。其作用更不是运送游人，而是主要为一部分滑雪爱好者服务。日本在50年代也曾想在富士山修索道，这一问题在进行社会大争论后被否定了，因为富士山在日本人心中是神圣的。谢教授说，他后来还曾嘱咐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到富士山实地考察了一番。学生告诉他，富士山上的公路只修到2000多米的地方（富士山海拔3776米），再上去全靠步行，而且根本没有台阶，只能艰难爬行到达。到了上面如果要过夜，设施都是一间一间的小木屋，吃的东西也全是人力背上去的。再比如，游客如果要在美国的大峡谷上面过夜，必须在一年前申请，由管理部门统一安排，以保证国家公园的适度利用。在美国，对国家公园的保护水平甚至成为总统政绩好坏的标准之一，每个总统都有自己的国家公园顾问，有的总统的国家公园顾问竟多达七八个，足见其重视程度。在这些国家，对国家公园尚且如此，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更是慎之又慎。
2006年3月，俄罗斯飞行表演队穿越张家界天门洞项目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这未免令某些媒体和好奇者大感失望，却让心悬自然文化遗产和当地生态环境的人们松了一口气。这个以生态作赌注的活动被取消的原因很简单：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遗产。但相关人士透露：提出取消穿越的，并不是当地政府或活动承办单位，而是俄罗斯空军副司令。这令人们在庆幸之余，不能不深思。
几年前，法国雪铁龙公司曾在长城东段起点的“老龙头”拍了一个汽车广告，该广告在法国电视台播出仅十几秒，即招致无数观众的电话斥责：“具有悠久文明的法兰西民族怎能为了拍摄一则商业广告，竟让汽车爬上人类文化遗产！”法国人的遗产保护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号称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在100年前人们也曾有过关于筑坝的争论，最终这个峡谷因其壮观和美丽而被划为国家公园，从而避免了被层层大坝割断的命运。多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到那里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光是旅游产品每年就有丰厚的收入。这不能不归功于100年前，罗斯福在环保主义先驱的协助下，促成了国家公园的建立。
西方国家能有如此作为，我们这个拥有千年积淀的文化大国，难道就不能奋起直追吗？
作者：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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