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土的《富弼墓志》6000余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赵元昊反,僭大号。朝廷仓促,措事用人,或失其当。”
现在看来,这段话并不很引人注目,但在当时,这件事对大宋却犹如晴天霹雳。党项首领元昊本来臣属于宋,突然建立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队侵袭延州(今延安)。宋朝被打得措手不及,边境一片狼藉,由于数十年无战事,宋朝边备松弛,士卒未经战阵,守将没有军事才能,延州以北数百里的边寨,大多被西夏洗劫或占据。
面对突然的变故,宋朝一片混乱,举措颇为失当。元昊气焰嚣张,竟然派出来使,提出割地要求。危机骤临,富弼果然展示了他的“王佐之才”。他上书皇帝,指出西夏“反状有素者”达六条之多,“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为备,此两府大臣之罪也”。随后上《论西夏八事奏》,首先提出“宜先斩其使,以示国威,折奸谋”,明示正统,从气势上压住对手;然后针对过去的错误做法,如对敌人的姑息宽纵、对将士的吝惜封赏、对边情的缺乏了解,等等,提出改正的建议。这封奏折,被时人认为“切中时务”。
随后,范仲淹、韩琦被调往西部主持大局,但这两个人对形势判断相差很大。范仲淹在前线视察中,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认为应先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以期逐渐扭转战局。韩琦却低估了西夏军优势,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主守还是主攻?面对大臣的争议,宋仁宗选择了进攻的战略,结果宋军在好水川、三川口、定川砦三大战役中接连惨败,致使中原震动,天下慌慌。
有道是祸不单行,正在这个时候,北边的辽国派遣重兵驻扎到宋辽边境,并派遣使者前来,要求宋朝归还“关南十县之地”。
所谓“关南十县”,是五代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后来周世宗柴荣用武力夺回。到这个时候,已经是隔代的陈年老账。在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已经和平了近40年,为何这时候想起算老账?
这其实是典型的趁火打劫,辽夏向来结有姻亲,在宋夏交兵之际,更是与西夏结为同盟,要共同对付宋朝。
辽国来势汹汹,大宋朝野震动,倾国之力搁在西边都没占到上风,再来一个如狼似虎的辽国,大宋骤然面临11世纪以来最大的危机。
面对危局,首先要寻找一个适当的谈判人选。但众大臣“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此时,丞相吕夷简举荐了富弼。面见仁宗,富弼慷慨激昂地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遂慨然北行。姚伟 任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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