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可抵挡的电影
《公民凯恩》（在阿根廷被译作《大国民》The Citizen）至少有两个剧情。
第一个剧情，呆板而陈腐，意图从蠢人手上搏得掌声：一个自负的百万富翁收集雕像、花园、宫殿、泳池、宝石、香车、书房，以及，男人与女人。如同之前某位收藏家（他的洞察力通常被认为来自于圣灵）一样，他发现这些多样富饶的藏品终究是虚空的虚空：一切皆空。死亡来临那一刻，整个宇宙中唯一让他渴求的，只是那个儿时玩耍过的廉价雪橇！
《公民凯恩》，1941豆瓣：8.7 IMDb：8.3
第二个剧情要出色得多。它将《传道书》（Koheleth）与另一位虚无主义者弗兰兹·卡夫卡的风骨联结到一起。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侦探故事，其（心理兼隐喻上的）主题是对一个男人内心自我的调查研究，通过其所成就的事业、所道出的言语、所摧残的生命来体现。
一出由打乱时间顺序的各色戏份串联起的狂想曲，同样的技法曾被约瑟夫·康拉德用在小说《机缘》（Chance，1914年）中，也曾为那部美丽的电影《权利与荣耀》所采用。
Chance, 1914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The Power and the GloryFox, 1933 Via ha.com
奥森·威尔斯将这位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人生片段以无穷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并邀请我们进入剧情来一起重构这一人物。多重性与不协调性充斥于整部电影：开场戏记录了凯恩积聚的财富；临近尾声时有这么一场，一个可怜的女人，珠光宝气却又苦受折磨，坐在地板上玩一副巨大的拼图，她身处的宫殿同时也是一座博物馆。
临了我们意识到这些片段并非由任何一种隐秘的一致性所调配：这位令人生厌的查尔斯·福斯特·凯恩是个幻影，各种乱象的表征。（一种可能的推论，已为戴维·休谟（David Hume）、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和我们的国人马赛多尼奥·费尔南德兹（Macedonio Fernandez）所预见：无人知晓其人是谁，无人即为任何人。）
记得是在G.K.切斯特顿的小说《凯撒头像》（The Head of Caesar）里，主人公察觉到没什么比中心缺失的迷宫更令人畏惧。这部电影正是那样的迷宫。
The Father Brown Omnibus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35
大家都知道，一场派对、一座宫殿、一出华丽的葬礼、一席作家与记者的午餐、一个由诚挚与真切友爱烘托出的氛围，其本质都是令人惊惧的。
《公民凯恩》是第一部自知地呈现此类事物的电影。制作本身大体配得上其浩瀚的主题。摄影具有惊人的深度，有些镜头的最远处（就像前拉斐尔派的绘画）和特写处一样清晰且富于细节。尽管如此，我这边斗胆猜上一把，《公民凯恩》将会与某些格里菲斯（Griffith）或普多夫金（Pudovkin）的电影一样“持久”——这些电影有毋庸置疑的历史价值，但也没人乐于再次观赏。
它太庞大、太学究气、太乏味。但还它不够智慧，尽管算得上是“天才之作”——用这个最暗夜、最德国式感官的蹩脚词来说。
1941
《公民凯恩》纪念品，1941年Via 佳士得拍卖网
*博尔赫斯这篇影评应该是来自博尔赫斯的随笔集英译本《Selected Non-fictions》（第1卷P258，Viking，1999）。该书的英译者有Eliot Weinberger，Esther Allen，Suzanne Jill Levine三人，不清楚是哪一个人翻译了这篇。
interrelevant.wordpress.com/2013/01/24/borges-reviews-citizen-kane/
【 惠书文｜艺评 】朱峰 · 20年代：雕于气，塑之以息的“数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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