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各路资本人马都拥向了乡村，艺术家和建筑师也不例外。面对当下如火如荼的艺术乡建运动，“许村计划”发起人、当代艺术家渠岩深表担忧，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可能会给本来就脆弱不堪的乡村最后一击。乡建不是为满足知识分子的想象和城市消费者的需求，不能仅停留在追求乡村建筑形态的审美要求上，要建立地方文脉的接续以及使村民的生活有幸福感。
乡建不是盖房子修民宿
《华夏时报》：你开始进行艺术乡建的初衷是什么？
渠岩：最早做“许村计划”还是在10年前，当时还没有什么人关注乡村，整个社会还都沉浸在现代化的狂欢和城市化的推进中，我当时也没想到乡村现在这么受关注，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因为城市化发展遇到了瓶颈，也因为现代化中出现了越来越多难解的问题，人们才回过神来关注乡村，以期在乡村寻找答案。
现在很多人拥到乡村做工程，一窝蜂跑到乡村去做项目了。很多人打着乡建的旗号，做了一个样板就到处承接工程，这和包工头有什么区别？在乡下修了几间房子，建几家民宿，就说是乡建了，哪有这么简单。
10年前我在拍摄“乡村三部曲”时和许村相遇，也有幸结识了许村当地的干部和村民，共同走过了近10年的艺术乡建之路。从当初仅仅是用艺术和节庆激活逐渐凋敝的乡村开始，到不断反思为什么我们推进城市化要以牺牲乡村为代价？我们把许村作为一个反思中国现代化危机的平台，反思百年中国乡村为什么会出现困境和绝境，以期寻找出今日乡村复兴的方法和路径。
让乡村以自己的方式复苏
《华夏时报》： “许村计划”影响力很大，为什么能做成一个艺术乡建的典型样本？
渠岩：许村是通过艺术和节庆，与乡村、社区和地方发展之间，产生了有效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从艺术家初期介入开始，到地方性知识的尊重，许村也从外部获得了寻求资源永续的发展经验。“许村计划”使乡村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建立，艺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许村，影响村民的生活和行为。
“许村计划”一路走了艰难的10年，因为乡村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不能一蹴而就，急功近利是做不好的。“许村计划”虽然不能说是我最满意的乡建，但是最有意义的乡建，因为我没有做其它的乡建，我是艺术家，我不是做建筑承揽项目工程的，我也没有把“许村计划”作为一个成功案例再承接其它项目。
《华夏时报》：“许村计划”遇到过什么困难？它至今能够成功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渠岩：许村地处太行山高寒地区，全年无霜期才140天，农作物产值和经济效益很低，也不能做成热闹的旅游地。短期很难从经济上使村民致富。所以只能慢慢来，要先温暖乡村，重新建立起长期被社会改造冷落和紧张的关系，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乡建当中最重要的。
我们没有采用精英主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充分尊重地方知识和地方传统，采用多主体联动的“在地”方式。将社会环境作为艺术参与的文本，成为决策力和行动力，变成积极的社会互动实践。由于自然和社会条件所限，许村既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中的旅游地，也没有变成外来者为主的画家村，许村是许村人的家园，许村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许村避免了单一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避免了外部过度介入的难题。契合了乡村用自己的方式慢慢复苏的规律。
遗憾的是许村由于诸多条件所限，不能完整地进行传统文化的接续实践。由于许村计划做得很早，我提出的许多观念非常超前，当地的干部和村民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很多方案提出来即遭到否决。我也理解，毕竟我们遭受了近百年的社会改造和反传统思潮，想一下子恢复传统实乃不易。今天的乡村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受益决定成败。许村村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影响，他们会以对当地经济收入的增长来判断你对乡村的价值。我们也确实给村民争取到了一些实际的利益和贡献。比如，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游说，政府给许村投入做了下水系统的改造，避免了洪水侵袭。
走出消费和审美的误区
《华夏时报》：在不久前你于广东青田村启动了新的乡建计划，也是一种对乡建的反思和转型吗？
渠岩：不能再让乡村仅仅成为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战场，成为艺术家个人表达的语境，也不是简单地让建筑师在乡村完成自己个人化的作品。一定要建立在地方文脉的接续以及为了使村民生活得有幸福感而努力。乡村是作为乡村主体的村民的家园，不是为满足知识分子的想象和城市消费者的需求。不能仅停留在追求乡村建筑形态的审美要求上。
我走访了许多乡镇干部，这些做过乡村工作的基层干部，他们或多或少地都遇到了乡村治理的困境，一边是基于社会和资本的经济发展逻辑的趋势，一边是村民在本能地守护家园中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要求，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社会转型和乡村价值崩塌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才是乡村的核心问题。
“遗产化”虽然延缓了乡村在都市化过程中被席卷的风险，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危机，是将完整鲜活的乡村文化形态从原来的在地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成为僵死的文物，并成为观摩者对乡村想象的标本。更有甚者，遗产保护后大多成为市场化的开发利用，并改头换面后粉墨登场向游客展示。这种将遗产与在地历史和记忆孤立的做法，切割了参观者和乡村进一步交流的路径和可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说过：“在西方对待这一问题上，以UNESCO为代表，遗产名录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当你把一种文化现象列入名录的时候，你也就已经把它从原来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了。”如果不摆脱现代化话语的逻辑，“保护”和“开发”都是一回事。
《华夏时报》：在当下艺术乡建非常火热的背景下，艺术究竟该如何介入乡村是争论比较多的话题，有的曾经很有名的艺术乡建也最终失败了，今后艺术乡建的路该怎样走？
渠岩：乡村建设必须建立在对地方性知识尊重的基础上，艺术介入也不例外。必须在追寻乡村文化脉络的线索中，在思考如何与今日社会链接的前提下，这将是一个完整和充满活力的乡村发展图景，而不是单一经济功能的商业发展逻辑。我们将通过长期的深耕和实践，以期恢复和接续“地方文脉”，实现对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归，解决今日乡村的社会危机与现实困境。
艺术家必须保持谦虚的态度来了解各地乡村的特殊性存在，尽快洗刷被常识化或刻板化了的乡村认知。更需警惕的是，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携带对现代化的不满，别有风味地酝酿出一种或几种对乡村社会危机的自我想象。而这种发自主观愤懑的想象常常会遮蔽掉乡村的历史真相和多种文化的可能性存在，漠视了对于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以及乡村的特殊性。
现在乡村的主体价值也沾满了现代化的元素。因此，艺术家在介入乡村的实践中，也不能完全让渡自己的“主体性”。我们需要长期在地深耕，在不同权力主体之间不断调整彼此的角色，才能走出一条正确的乡村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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