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陈振濂谈“全形拓”之源流_（上）_金石-复制-传播

清全形拓大盂鼎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以后的15年间，我们大力提倡“重振金石学”，首先把追踪、复原传统金

清 全形拓 大盂鼎

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以后的15年间，我们大力提倡“重振金石学”，首先把追踪、复原传统金石学中青铜器“全形拓”，即“器物拓”作为一个急需抢救的“重振”方向来作不遗余力的推动。在十几年前，它是一个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形态，存世还掌握这一行技术的民国初中期那一辈皆已寥寥无几，硕果仅存且步入老衰之年。五十岁以下的，几乎不知“全形拓”为何物。泰山将倾，失传的历史，看起来无可避免，也无法挽救。

“全形拓”的来龙去脉

在我们立志要调动百年西泠的所有资源，来试图不自量力地拯救“全形拓”之前，先得梳理一下这个“全形拓”（器物拓）的来龙去脉，这就要从古代的复制技术谈起。

中华文明承传和传播的最早方式，就是被列为“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从唐代雕版印刷到北宋活字印刷，包括铜活字木活字铅活字，文字（文化、文明、文献）的复制和传播，从写卷到书籍的形式演进，印刷术迅速成熟且在手抄之外另辟新境。始终贯穿于几千年历史。这是一个庞大无比的话题，因为不是我们的讨论重点，故而忽略不作展开。

除了文字（文献）的复制传播之外，图像的复制和传播，始终是一个难题。岩画壁画帛画是有效的传播。但若论复制，除了一件件手工抄摹之外，别无他途。唐摹本《兰亭序》《万岁通天帖》，宋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传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皆是复制等于“复本”，而无法像印刷术中的古经卷古典籍那样化身千万。

后汉时代蔡邕书《熹平石经》及魏《正始三体石经》，一经刻石，立于鸿都门学，据当时记载是观者如堵，车水马龙，巷陌填塞。这当然只是指观者读者或经生儒学持所用抄书来核对经典并发现谬讹者。但既有石刻，自然可以以纸作墨拓，三十五十不限，自可化身百千。于是，借助于纸张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新兴的拓墨技术迅速发展起来了。这是第一次真正复制传播技术的“革命”；比印刷术发明还要早许多年。

自汉代碑刻以后，墨拓复制技术初起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大盛于隋唐，尤以宋为大成；至元明清历久不衰。今日传世拓本以宋拓最为名贵，即是明证。它与印刷术的区别是在于：它虽然也镌刻隶楷篆草文字；但印刷术只取字符，只求千篇一律整齐划一以便识读，而刻石拓墨虽然也是取书法（汉字）的外形如颜柳欧赵篆隶楷草，但相比于雕版印刷，本质上它却是“图 ”而不是字符。亦比如，我们会把一部雕刻精美的宋版《史记》看作是文字印刷传播的典范，但更会把一部宋拓《淳化阁帖》或《大观帖》（同样是汉字书法形态）看作是一种图像复制传播的典范。印刷术重在字形，而墨拓重在“字象”。字形符号统一，而“字象”必然千变万化丝丝入扣。

金石学术成时尚

北宋有金石学。欧阳修赵明诚以下，宋人对于古物如石碑、摩崖、刻帖的文字复制，自然是沿用平面墨拓古法；但“金石学”还有“金”即青铜彝器这一块。铭文墨拓无误；而千姿百态的青铜器器形如何保存与传播？宋人是以白描勾线画法为之。这从许多宋代金石学图谱如徽宗时《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等等之中皆可见出——青铜器之铭文反而直接用墨拓取形，而器形却只能间接绘制，显然会令许多金石学家心有不满又束手无策。当时没有照相机写真摄影术，对于器物之取形，始终是一个徒唤奈何的尴尬事。

以乾嘉道咸之际的阮元嗜金石考据为契机，对于器物取形之直接取于墨拓，学术界遂有了一个崭新的突破。近代金石学大家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十章［拓墨］明确指出，彝器“全形拓”始于嘉兴马起凤。又马起凤在一汉洗全形拓上有跋云“汉洗，戊午六月十八日，傅岩马起凤并记”，是年为嘉庆三年。又徐康《前尘梦影录》竟有记载早期活动甚详：

“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道光初年嘉兴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尝在玉佛庵为阮文达公作《百岁图》，先以六尺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椎拓，或一角、或上下、皆以不见全体，著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蒇事……携至邗江，文达公极赏之，赠以百金；更令人镌一石印曰‘金石僧’赠之。”

嘉道之降，阮元、张廷济、六舟和尚、吴子苾、刘喜海、吴平斋彬彬秩秩，均为一时之选，又皆嗜青铜彝器收藏鉴定，于此“全形拓”亦极称痴迷。但赖马起凤有倡导之功，六舟僧发扬光大之，遂成一代金石学术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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