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朱中原:思旧录(六)_朱中原-珂罗版-章草-民国

编辑:陈耀杰 来源: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
 
​画树成林图(国画)齐白石今人隶书水准远未超越清代民国曾有人说,今天人的隶书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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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树成林图 (国画 )齐白石

今人隶书水准远未超越清代民国

曾有人说,今天人的隶书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清代民国。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今天人见得实在太少。我曾于清代民国所出版刻古籍中,见到过许多隶书题签,典雅、浑穆、庄严、大气,庙堂之气扑面而来,而今天的隶书,大多描头画角,装腔作势,伸胳膊伸腿。其实,清朝民国隶书写得好的比比皆是,总以为今人隶书超越谁谁谁者,如果不是无知,就是见得太少。随便去翻翻清朝民国出版的古书题签,大部分都是篆隶书,而且大多出于在我们今人看来不知名的书家之手。但其篆隶之功,却非今时书家可比。

书法史地位高低与字的好坏不是一回事

有人说梁启超隶书很高级,实言之,梁启超隶书功力深厚,但不是顶级,甚至也不能说是第一流,但亦有其儒雅氤氲之书卷气息。而且,梁氏隶书为其真书打下了坚实基础。梁氏真书固是顶级,但其真书造诣无不源自篆隶八分之法。梁氏以分法入于真、行,故其真、行书无不有分意。

书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很多人真正创造在于行楷或行草,但其根基在于篆分或真楷,譬如王右军,根基在八分,开创在行草;颜鲁公根基在篆籀,开创在楷行;张长史根基在篆书和真书,创造在草书;黄山谷根基在篆籀及真书,开创在草行;何子贞溯源篆、分,根基在真楷,而开创在行草;郑孝胥根柢在篆、分,而开创在真、行。如果以颜鲁公篆籀深厚就以为其篆籀属一流,那就错了,但绝不能脱离篆籀而言其真、行。如果以为何子贞篆、分即是第一流,那就错了,但如果以为可以脱离篆、分而言其真、行、草,则又谬矣。

很多人宣扬楷书不是艺术,对,又不对。这里所说的楷书如果指馆阁书,确实艺术性不够,但若指有创造性的真书,则又不同。今天人的楷书,实际名、实相混,故导致对楷书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无谓争论。

总之,好坏和高低的概念是有差异的。有功夫不等于写得好,写得好不等于一定有历史地位,格调高、有内涵也未必就一定有历史地位。书法史地位高低与字写的好坏还不是一回事。检验一个人书法史地位的高低,关键在于看其专业造诣及是否具有创造性或开创性。

近代章草大家并非只有王蘧常

近现代章草家,或以章草造诣精湛者,并不是只有王蘧常,还有沈曾植、罗复堪、马一浮、卓定谋、梁启超、余绍宋、林志钧、王世镗、王秋湄、郑诵先、沈从文、高二适等等。其中有些人的章草成就,并不亚于王蘧常。王蘧常是梁启超史学方面弟子,罗复堪是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好友,王世镗是于右任同乡,余绍宋是梁启超好友,林志钧是梁启超弟子,卓定谋是梁启超、林长民密友,王秋湄是孙中山革命党人,郑诵先是罗复堪弟子。从这个链条中,你大概能看出一个清晰的康、梁脉络来。

姚茫父等人当年没有看不起齐白石

画坛与坊间都传言当年姚华(姚茫父)等人看不起齐白石,并有互相嘲讽之言。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姚华外甥熊穆文章明确说到了姚华与齐白石的关系非常好,主要是齐白石对姚华的尊敬、姚华对齐白石的提携。齐白石的年龄大于姚华,但姚华在齐白石面前却是前辈、师长,故此齐白石虚心登门拜访,且请姚华为其改画。而且齐白石将姚华的改画带回,却将自己的原作揉碎扔进纸篓,却被细心的熊穆看到并捡回珍藏。姚华最后的四年,与熊穆是一起居住的,故熊文所述是比较可信的。我以前曾撰文说过,陈师曾、姚华等北京画坛领袖对齐白石并无排挤之意,而是有提携之意,所谓的排挤并不属实。此文亦可佐证一二。排斥之说,实是后人的断章取义或错误解读。

名士罗瘿公提携名伶程砚秋

京剧大师程砚秋的成名,得益于文人罗瘿公的帮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过,罗瘿公与其堂弟、著名章草书家罗复堪、梁启超、陈千秋等均是康门弟子,是非常阔绰的文人,是袁克文的老师,袁世凯的智囊,也是梁启超在北京与袁世凯的重要联络人。此公一身的文才和豪爽,豪掷千金替程砚秋赎身,不但终生帮助过程砚秋,还力捧过梅兰芳、齐白石等,而且代程砚秋向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黄宾虹、徐悲鸿等求过字画。

当时的伶人地位非常低下,要想出人头地,必须靠大文人的追捧,然后自己成为文人,这样才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也就是说,民国时期,戏子只有和大文人沾边,才有可能出人头地。罗瘿公死的时候,穷困潦倒,钱财全都散尽了。今世再无程砚秋,更无罗瘿公!

珂罗版印刷术引发书法大变革

新收民国上海有正书局珂罗版精印字帖两种:宋拓三国魏黄初《孔子庙堂碑》、宋拓《圣教序》。《孔子庙堂碑》为曹植撰文、梁鹄八分书,乃汉魏之际八分书之典型。宋拓《圣教序》后有董其昌、王铎等跋,推崇之极。碑帖拓本,无疑以宋拓最佳,即使不是宋拓,明拓亦属不错。对于刻帖,我向来是比较排斥的,因翻刻较多,笔法大坏,但此本《圣教》,笔法精良,即使不是晋人笔法,亦差近唐人矣。上海有正书局由狄平子(狄楚青)创办,狄为康有为弟子,民国上海最大的收藏家之一,并首次从日本引进珂罗版技术,开碑帖字画精印之先河。珂罗版技术的引进,引发了碑帖传播的革命,对于书法创作有极大的影响。有正书局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碑帖拓本印刷出版公司。现在的很多书画出版机构,也未必能赶上彼时的印刷水准。珂罗版印刷术的引进,使得碑帖印行得以大力改进,引发了清末民国的书法大变革。

晚清人的“取法”与“变法”

山东博物馆“取法与变法”清人临书展有意思。展出作品均为清人临古或集古之作。所谓临古,其实是临加创,亦临亦创,亦古亦今,亦守亦变。其中八件作品,伊秉绶隶书最称古雅,纯然汉分气息,略参汉代篆分。清人隶书之最古,非伊汀洲莫属,康南海以汀洲为清季隶书之第一,非妄言也。何子贞虽自言溯源篆分,然其分隶之气格,已属等而下之矣。何子贞行楷规模颜鲁公,以篆分入真行,此作是佳品,然子贞亦不少敷衍之作,不可过于拔高,曾文正赞其“清代第一”,多是乡愿,湖湘人有此认祖归乡情结盖自曾文正始,何子贞神话何时可破?吴缶翁向以石鼓字入篆籀,笔力精绝,近世自无人匹比,然匠作之气亦见,论篆籀,我以为吴让之、赵撝叔之天骨开张、渊雅恣肆过于缶翁。此件王铎可称善品,但实在不能称精品,线条盘曲缠绕过甚,有实无虚,造作之气浮于行间,对于王铎这样的匠作高手来说,实在要打点板子的,王铎神话,不可一味迷信。梁启超临《圣教》而成真行,乃其一贯作风,此作非循规蹈矩于《圣教》,乃于帖学中糅入碑版之意,书卷气与金石气浑然一体。包倦翁书论大家,人多谓其不能作书,又其盛唱碑学,然其书则出之以帖,纯然《书谱》之变调也,不可小觑。刘石庵纯以圆笔作草行,绍述鲁公,而变其体更甚,忽真忽行忽草,莫可名状。清道人临汉隶,恢弘大气,真摩崖之雄,然此作失之于粗鄙寒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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