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梵志作品《豹》
安特卫普的一家民事法院在1月中旬作出了一项标志性的裁决：比利时画家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的作品构成了侵权。他2011年的画作《一位比利时政治家》很大程度上与摄影师卡垂耶·范·吉尔（Katrijn Van Giel）拍摄的一幅右翼自由直接民主党（LDD）领导人吉恩－马利·德戴克尔（Jean-Marie Dedecker）的照片相似：他们应用了一样的戏剧化裁切手法，一样的边框样式，一样聚焦于德戴克尔那汗津津的额头。然而，虽然保留了所有的细节，但显然图像已经从一种媒介转化到另一种媒介上。
图伊曼斯认为这是一种模仿而不是复制，但是法院驳回了这一说法。范·吉尔的律师迪特尔·迪拉辉（Dieter Delarue）对法院的裁决表示欢迎，“法院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图伊曼斯的画不是一件诙谐的、开玩笑式的作品，而定义模仿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戏谑。”
在图伊曼斯的30年职业生涯里，他创作了很多看起来面无人色、苍白沉闷的肖像作品，其中不少都在嘲讽原始素材里的人物对象。他把其他艺术品、摄影作品，或者从电影和电视里截取的画面当作原始素材，好比它们是承载着历史的静物。他的讽刺永远不会让人捧腹大笑，他的画作往往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令人不安的戏谑。
最麻烦的在于，这个判决可能会被应用在更广泛的范围。艺术家拿来一幅图像作为素材，调整它的形式和内容，改变它的含义，如今这一切都可能会有问题。此类控诉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就在最近几个月，杰夫·昆斯已经两次被指控剽窃。他正在蓬皮杜中心展出的“平庸”系列雕塑是他基于现有的照片而创作的，因此他受到了指控。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之前刚刚经历了因为其挪用摄影师帕特里克·卡尤（Patrick Cariou）照片而出现的一连串法律程序，最近又收到一封“立即停止”信函，要求他停止展示或者传播他那些包含了唐纳德·格雷厄姆（Donald Graham）图像的作品。
“借用”这种形式可以说是现代艺术的核心。毕加索曾说过“好的艺术家复制作品，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但实际上这句话显然来自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S Eliot）：“不成熟的诗人模仿；成熟的诗人窃取”，也有一说来自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好的作曲家不模仿；他窃取”。这说明在整个文化领域，积极的借用是现代创作者一直关注的创作方式。
这种概念的方式可能让“借用”变得更加明显，但它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艺术家一直都在借用其他图像。文艺复兴就是自由地复制和借用了古代雕塑和建筑中楣装饰上的人物和构图。自从那以后，艺术家都在“窃取”或者转述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拉斐尔、提香、鲁本斯和雷诺阿，都是富于创造的借用者。
借用本身完全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而是有着受人尊敬的传统。无论是出于表达敬意的引用、直接借鉴，或事实上的模仿，借用一直有助于艺术家，图伊曼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一行为也将艺术推向新的领域。撰文/Ben Luke 译／盛夏
现代和当代艺术家是如何使用摄影图片？
沃霍尔这幅作品的素材来自吉恩·科恩曼（Gene Kornman）1953年的电影《尼亚加拉》。可以说这是沃霍尔最轻柔、最有魅力的图像，糖果色充满诱惑，因此一直不断地被大量复制。然而，沃霍尔在1962年创作这件作品是因为梦露在当年8月因为服用药物过量去世，因此当时玛丽莲的图像与沃霍尔创作的《撞车》和《电椅》一样黑暗。在1963年谈及玛丽莲这幅图像时，沃霍尔说：“我意识到我正在做的一切都一定已经死亡了。”
这是首批基于照片进行创作的重要作品之一。德加利用波琳公主和她的丈夫给的一张访问卡片上的照片创作了这幅画。公主的丈夫是奥匈帝国驻巴黎的大使，德加把他从画面里移除了。他也毫不讳言其素材来自于照片，因此公主的面目颇为模糊，整幅画的颜色也相当不自然。这是一幅具有革命意义的画作，预示着20世纪和21世纪许多重要作品的诞生。
这幅画体现了杜马斯对借用图像的巧妙运用。在绘画语言方面，她转化了一张照片；在附加意义方面，她在标题里就说明了：《吻》具有情色的意味。这幅画的素材取自希区柯克《惊魂记》中的淋浴场景，让人联想到死亡：截取的是该场景的最后一幕，珍妮特·利的脸正在倒向瓷砖地板。
2011年，曾梵志的作品《豹》被指抄袭美国摄影师史蒂夫·温特（Steve Winter）的摄影作品《风雪中的豹》。曾梵志的这件作品在2011年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中拍出了3600万港币的高价，被质疑抄袭后，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当代艺术的挪借成为热门话题。而摄影师温特当时并没有对曾梵志借用其照片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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