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王舒俐：新时代的博物馆应该讲述怎样的故事？_王舒俐-藏品-民族学-北美

2018年11月，四川大学“中国史青年沙龙”（第二期）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召开。本期所讨论的主题是“多元

2018年11月，四川大学“中国史青年沙龙”（第二期）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召开。本期所讨论的主题是“多元性与公众史学”，由台湾“中研院”民族所王舒俐博士担任引言人，她在演讲中向听众介绍了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博物馆叙事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她的个人体会。本文根据王舒俐博士讲演整理，转载自“澎湃新闻”。

以往的博物馆用以展示过去，而近年来，欧美博物馆学界开始思考博物馆的叙事如何为未来填补当代，即如何展示现在的历史。我今天将分享两个主要案例，透过近年来欧洲和台湾的民族学博物馆的一些变化，来看看当代民族学博物馆如何处理其殖民历史的议题。

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欧洲“国家博物馆”产生的背景。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国家博物馆的出现与民族国家兴起有关，在欧洲，这同时也伴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当然也包括以掠夺其艺术品为目的的侵略，如1897英国侵略非洲贝宁王国（今尼日利亚），摧毀其王宮，以取得其技艺精湛的青铜器，四千多件的艺术掠夺品中有三千多件是贝宁青铜器(Benin Bronzes)，其后欧洲不同的殖民势力也都试图取得其青铜器，现今这些文物多数藏于大英博物馆、德国与美国的博物馆，也因此有学者批判这是“艺术的帝国主义”。

就在最近（2018年底），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法国的布朗利码头博物馆归还26件取自非洲贝宁与尼日利亚的文物。瑞典的近东博物馆也有大量中国新石器与青铜时代的藏品，其中多数是在1920年代，透过有组织的科学探险、收藏购买等方式从中国取得的。

对于这类带有殖民色彩的藏品，一些左派学者批评传统的博物馆是关于他者的“拜物教”，因为藏品一旦进入博物馆就是一个去神圣化、去灵性的过程，藏品被从使用脉络中抽离，进入“拜物”的世界。有学者提出，西方博物馆在展出这些藏品的时候必须透过展演他者来呈现藏品自身的文化光荣与文化认同。

1960年代以来，全球民权运动等新思潮的发展也促使博物馆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考，使得过去博物馆以物为主的典藏形式开始出现了一些改变。在这波新思潮中，最大的一个批判者来自全球的“原住民运动”，这一运动认为文物和文化的认同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开始陆续要求博物馆返还所收藏的原住民文物。

到1990年，美国通过了《北美原住民墓地保护与文物回归法案》，确认了北美印第安人索取原住民文物的权利。更由于联邦政府项目挹注大量经费资助、鼓励博物馆典藏的北美原住民文物回归社群，这使得这三十年来美国各地博物馆从管理运作、研究方向到人事聘用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博物馆被视为这些原住民文物的合法拥有者，也是合法的解释者，博物馆策展人与馆员赋予文物的解释与意义，而文物回归法案出炉后，不仅博物馆必须正视其与文物真正的拥有/使用对象的印第安原出社群的关系，也因为政府专案的经费支持，使其很大的侧重点都在处理文物返还这件事情上。

除此之外，198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也开始制定关于博物馆文物收藏的伦理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设有相关委员会接受国际间文物返还的诉求。这些新的国际趋势、原住民运动与新公民权益的认定，使得民族学博物馆的定位与角色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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