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一通被忽视的海派“四绝”碑_碑刻-豫园-书画-吴昌硕

“撰、书、刻、跋”俱出自与吴昌硕过从甚密的上海文艺名流之手、学术研究价值较大而又长期遭受冷置的一通碑

“撰、书、刻、跋”俱出自与吴昌硕过从甚密的上海文艺名流之手、学术研究价值较大而又长期遭受冷置的一通碑刻，一直蜷缩于角落里苦候识者。

这通《上海米业公所嘉谷堂碑》系“邑人姚文撰，仁和高邕书”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姚氏为清末上海名绅，而杭州人高邕则声名更著。高邕，字邕之，生于1850年，自署苦李，曾做过江苏县丞，寓居上海时间最久。此君以“苦李”为号，是因为酷爱唐人李邕的法书，苦苦追摹，痴已入骨。书法之外，复能作画，山水花卉，神味冷隽，难入俗人眼目。1909年，高邕在上海豫园与钱慧安、蒲华、吴昌硕、王震等艺界名流创立书画善会，义卖赈灾。1921年殁于沪，享寿72岁。

一手精彩的“北海体”行楷书，使高邕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艺坛神采奕奕。他所书丹的《上海米业公所嘉谷堂碑》，水准是显见的。吴缶老曾在为高氏所刊的“狂心未歇”一印的边款中云：“邕之老友别十二年，甲申九月遇于吴下。论心谈艺，依然有古狂者风。所作书画亦超出尘表，咄咄可畏。属刻此石，爰亟成之，以充知己之赏。仓石吴俊并记。”可以肯定的是，绝非谁都能被有诗、书、画、印“四绝”之称的海派艺术大师吴昌硕推重若此的。

吴、高二人交谊之笃，由前者为后者屡屡治印可窥。仅就《吴昌硕印谱》一书中，即可见：《高邕》《李庵》《李庵》《高邕》《李庵》《高邕之》《高邕印信》《高氏家藏》《仁和高邕》《庚戌邕之》《狂心未歇》《仁和高邕》《高邕不朽》《李庵和尚》《西泠字丐》《仁和高邕邕之》《乙酉改号孟悔》《今朝苦行头陀》等印章。另外，还有那方著名的朱文斋号印《泰山残石楼》。

踅回碑文。文中写道：“嘉谷堂在玉带门内万军台下水穹窿侧，本米行公所。同治九年，舍以为米店公所，乃易今名。”上海是江海要津，帆樯转输，云屯蚁集，繁华热闹自不待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遂致“粮价奇昂，各路遏粜，人心震动。沪关禁米出海，捕治偷贩，官绅士庶，皇皇于此”。战事使米价飙扬，而“米店一业，与居户同休戚，系民食綦重，不可不思所以振兴之也”。

众所周知，上海为通商总埠，商贾云集，月食米至十余万石，“非有二三君子，急公好义以董理之，则私运垄断之弊，将日出而不穷”。米行公所，也就是嘉谷堂，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缔创”的，胡南坡、沈友松等人是创业骨干，继之者则有蔡竹楼、奚赓、沈尧亭、胡鹿湘等。嘉谷堂创立之后，完备了诸般章程，大伙有事就聚集到堂内商议，皆以公平为准绳。这样的米行公所，当然广受欢迎。

此次刊石立碑的一个重要由头，是要集资重建嘉谷堂。集资经费如果有所盈余，将用以抚恤行业内之孤寡者。这自然又是一件大大的善事。胡南坡之子胡文炜，全程参与此事，将前前后后详细讲给姚文听，请他作文以记之。这样一件关乎民生利益的事情，谁好意思推辞，于是，援笔写文则姚文、挥毫作书则高邕、续跋则金尔珍、刻字则吴隐，俱为当时文艺界第一流大名家。

需要特意指出的是，碑文显示，“姚文撰，高邕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而“金尔珍跋、吴隐刻”则在光绪庚子年（1900年），前后有六年之隔。后者当补记、刻于前碑空白处。其中，金尔珍乃回族人，号少芝、苏庵，性高洁、善书画、通金石、精鉴别，与吴昌硕、任伯年等结拜，人称少芝四弟。经常参加沪上书画活动，积极参与杭州西泠印社和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的组建。而吴隐则是近代著名的金石篆刻家、文化企业家，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创设西泠印社于西湖孤山，并自设分社于沪。

一通关于上海米业的碑记，竟然牵带出数位盛名昭彰的近代文人艺术家，实在令人惊喜。接下来的当务之急，该是呼吁专家学者对这通珍贵的碑刻，展开全方位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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