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逆锋”与“藏锋”_逆锋-藏锋-书写-方式-笔画

编辑:杨晓萌 来源:书法报
 
简牍帛书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藏书,

简牍帛书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藏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为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文字载体,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近年来所出土的简牍书迹,真实反映了中国文字书写和演变的特征,反映了当时汉字手写体的形貌,对上古书法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尤其是通过简牍书,我们能清晰窥见简牍书写的用笔、构型以及章法特点,若能对秦简牍书的用笔做一些探讨,或有助于我们对简牍书法艺术的深入认识。

用笔的研究,主要可分为起笔、行笔和收笔三个过程,而起笔所需要的“藏锋”或“露锋”则成为文字书写所关注的主要笔法。在文字书写以及相伴随的审美意识从“自发形态”向“自觉形态”发展的过程中,“逆锋”和“藏锋”用笔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书写的主要特征。从“顺锋”“露锋”到“逆锋”“藏锋”的转变可谓书写用笔及书法审美的历史进步。从目前出土的殷商甲骨及早期金文等铭刻文字的用笔特征看,大部分起笔和收笔都成顺入露锋尖锐状,这是因为书写者下刀或落笔时力量由轻而重,收刀或提笔时力量又由重变轻造成的,这种书写方式应是最原始、简单的,但又是最实用和快捷的。后来,更能体现和代表封建礼法对“浑厚、庄严、肃穆”等审美需要的“藏锋”用笔越来越多地出现,而“逆锋”作为实现“藏锋”形态的主要方式也逐渐为书写者所接受。我们对小篆起笔方式“欲右先左”的总结,即是通过“逆锋”来实现“藏锋”的目的。“约在周初,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隐藏锋毫、消除芒角后线条特有的审美价值,摸索藏锋裹毫下点线的写法,于是从前居于主导地位的两端出锋的笔触逐渐淡出,‘露锋’向‘藏锋’过渡”。我们看商晚期的“四祀邲其卣”、西周早期的“大盂鼎”“子仲姜盘”等,不但有大量的“中粗端尖”式露锋笔画,而且还有方笔、肥笔等装饰性笔画。而到西周中后期《史墙盘》《伯父簋》《毛公鼎》等铭文出现时,线条粗细已趋均匀,藏锋用笔已经趋于主导地位,这种“灭迹隐端”“藏头护尾”的运笔方式已比较成熟。到了秦始皇东巡的时候,《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藏锋书写的典型笔法代表——“玉箸篆”已达极致。

简牍书的发现,最早的属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早期楚简,书写于公元前433年。从文献资料看,“至少在殷商时,我国就使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尚书·多士》篇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正是商代已使用简册的文字证明。所以可以推测,殷商以降,主要以简牍为代表的俗书手写体和以铭刻书迹为代表的官文正体是共存一段时间的,两者互不交叉,并行发展,却又“辩证地互为影响”。俗体受官文正体规范和约束,同时反作用于官文正体,客观上推动书体的演进。虽然战国前的简牍未见出土,但是仍然留下了不少俗书手写墨迹,如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墨书、殷后期的白陶片“祀”字、安阳刘家庄殷墓出土朱书玉片等。王晓光将这些书迹的书写特征分为两类:一类是端尖中粗式笔画,是自然摆动笔杆写出的线道,属于比较原始的用笔方法;另一种是头粗重、尾轻细式(钉形)笔画,其写法是起笔做顿按,侧锋直下拉出线条后顺势提笔收锋。可以看出,殷商早期手写墨迹也遵循了从“顺锋”“露锋”到“逆锋”“藏锋”的审美观念和起笔方式的转变,后来出土的秦系简牍墨迹所体现的起笔特征即是上述起笔方式的延续和体现。

秦国文字上承商周文字正统,故殷商之后,作为战国俗书手写体典型代表的秦系简牍体现了中国文字起笔方式的主要特征。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在湖北出土,这是秦简牍的首次面世,填补了隶书演进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古隶的缺失。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两枚战国中期秦牍,其中一枚字迹模糊,另一枚为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的更修《为田律》等内容,这是出土的战国末期前唯一一例秦简牍,是最早的隶书墨迹。1986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1号秦墓中发掘出秦代竹简461枚,其中甲种《日书》73枚,乙种《日书》381枚。2002年湖南里耶出土秦简达36000余枚,数量超过之前出土秦简的总和。此外,还有龙岗简、杨家山、周家台、岳麓书院等秦简。这些简牍既有文书律令,又有典籍史册,书写风格多样,或草率明快或谨饬工整,但纵观其起笔,却具有相对稳定及明显的内在特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起笔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笔画的书写形态的变化,最终推动了隶变的发生,之后在汉末两晋的章草、楷、行的简牍中也能看到秦简牍手写体起笔笔法的影响。

对于秦简的起笔,王晓光根据入笔方向与回锋后行笔方向是否重合,将里耶、放马滩等秦简的起笔方式归纳为“全逆式回锋起笔”与“半逆式回锋起笔”两种,他认为“全逆式回锋起笔”即落笔后迅速翻转锋毫完成裹毫,随即右向行进,也就是藏锋起笔法;“半逆式回锋起笔”即笔锋从右上到左下斜向落笔做顿驻后向右顺势拉出,或转归中锋行笔。实际上,“全逆式回锋起笔”不仅仅有翻转裹毫的方式,还有翻折笔毫的方式;“半逆式回锋起笔”也不仅仅是斜势落笔做顿驻,还有转笔裹毫、切入折笔的起笔方式。所以,如果仅仅通过入笔方向与回锋行笔方向是否重合的判断,将秦简的起笔方式分为“全逆”和“半逆”,并不能充分描述秦简的起笔特征。若是能通过回锋时笔锋的动作来进行分析,则更有助于我们对秦简的起笔方式的认识和研究。通过对秦简牍书入笔后回锋动作的考察,我们可以将逆锋起笔的方式分为“逆锋折笔”“逆锋转笔”两种,而这两种起笔方式各包括“半逆式回锋起笔”和“全逆式回锋起笔”两种情况。

“逆锋折笔”即逆势入笔打开笔毫后,即以笔锋与书写载体所形成的切线为中心线,向右翻折笔锋,或者顺势拉出,或者转为中锋行笔。“逆锋折笔”形成的笔画以方头居多,除了全逆式的藏锋入笔,半逆式入笔常见顿按、斜切等打开笔毫的方式,从右上到左下斜势入笔的起笔会形成斜直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竖切入笔,折笔右行后起笔处会形成垂直面。“逆锋折笔”比较典型的例子有《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日书》乙种、周家台秦简等。秦代早期隶书《青川木牍》“逆入折笔”起笔的方式非常鲜明,第一排的“一”“二”“三”“其”“草”等字的横画左起处遗留有一明显高于主笔的小三角,说明这些字的横画是从右上到左下的半逆式入笔,起笔的方向和笔锋翻折右行的方向成45°左右的夹角,入笔后直接翻折笔锋右行,于是在起笔处留下了这样的小三角状笔痕;第二行的“十”“酉”“民”“尺”“桥”的横笔则为比较谨饬的藏锋用笔,未见高出笔画的三角状笔痕,显然这是符合周秦一系金文所见“藏头护尾”特征的传统写法,含有较多的篆意,显示了与其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辞性(图1)。

“逆锋折笔”这种起笔方式在放马滩《日书》乙种、睡虎地《日书》乙种、周家台秦简《日书》《岳麓书院藏秦简》中也普遍存在。我们看周家台《日书》横画起笔干练简净,表现出了明显的方势起笔特征,保持了周至秦手写正体的篆书笔意特征,“未”“市”“物”横画起笔处有小三角形的笔痕残留,这是半逆式起笔后折笔所形成的,而“不”“吉”二字的横画起笔则用笔收敛,为全逆式起笔或者切入起笔所形成的直方状(图2)。

“逆锋转笔”即逆势入笔后向右翻转笔毫,笔尖在回锋时有一个顺着圆形或者弧形回路逆时针绞转的动作,通过转笔调锋后右行,顺势提起形成楔状笔画出锋,或者转为中锋行笔。“逆入转笔”所形成的起笔常成圆头状,而且这一圆头状起笔根据转笔动作的大小呈现不同的形态,如果转笔幅度仍然在笔画的宽度内,这就形成篆书的圆势起笔,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的横画圆笔就是这种情况;但若是转笔的动作夸张,则形成超过笔画宽度的夸张圆头,我们看放马滩《日书》甲种,横画的一大特色就是起笔粗圆,收笔细尖,形成了明显担大的圆头,转笔回锋后再快速向右呈弧状提笔出锋,整个笔画呈现“钉头鼠尾”状,如“五”“二”“吉”“旦”“己”“日”“可”“昬”等字(图3)的长横笔,特征明显。

“逆锋转笔”常由于绞转笔锋所占用空间较多,所以往往起笔处超出书写笔画的整体宽度,占用起笔处的上下空间,形成“钉头”或者“蚕头”状,西汉中期后成熟汉隶“八分”书的“蚕头燕尾”特征也是由此而来。我们看西汉末期《相利善剑册》的起笔,从入笔方向看,是半逆式起笔,但是起笔后向左下翻转再右行平出,形成了“蚕头”之状。而且《相利善剑册》起笔的笔锋很明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逆锋转笔”有时候也并不完全藏锋,和“逆入折笔”的小三角笔痕一样,会留下尖状的入笔痕迹(图4)。另外,夸张的“逆锋转笔”动作,还会形成“垂肩”的笔画,如《曹全碑》里面的垂肩起笔长横画是比较多的。

“逆锋折笔”和“逆锋转笔”在秦简牍书中是并存的,往往以一种起笔方式为主,另一种为辅。如《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起笔以“逆锋折笔”为主,“辛”“下”“己”都为“逆锋折笔”的起笔方式,若再按逆锋的方式细分,“辛”和“己”为半逆式入笔,“下”为全逆式起笔;“土”和“不”为“逆锋转笔”起笔,“不”的横画起笔处较夸张,形成了似放马滩《日书》甲种横画起笔的“钉头”状(图5)。

可以说,“逆锋”起笔是秦简牍书起笔方式的重要特征,从甲骨文、金文及殷商俗书手写墨迹的“端尖中粗式”露锋起笔,到战国秦简牍书的“藏锋”起笔,反映了先秦及秦代书写方式和书法审美的极大转变。需要强调的是,“藏锋”不等于“逆锋”,“藏锋”是结果而“逆锋”是手段,如果宽泛地说,所有的“逆锋”用笔都可以认为是达到了“藏锋”的目的,但是严格说来,“逆锋”用笔并不都是“藏锋”的。通过秦简牍书起笔方式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逆锋折笔”还是“逆锋转笔”,都存在入笔时的尖状或者三角状“露锋”痕迹,这个特征让我们对秦简牍“逆锋”用笔有了新的认识,体现了秦简牍书写在“藏锋”的审美要求上的快捷、率性书写的一面,促进了秦汉之际文字和书写演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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