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胡人”形象_考古-画像石-画像石-陕北-后汉书

编辑：陈小利来源：《中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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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是对活跃于北方、西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的统称。两汉时期“胡人”的指称不断发生着变化，汉代早期主要

“胡人”是对活跃于北方、西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的统称。两汉时期“胡人”的指称不断发生着变化，汉代早期主要指匈奴人。匈奴单于在向汉庭遣使时曾自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1］。随着汉庭与西域诸国交往的增多，西域诸国亦被称为“胡”。为了区别于匈奴的胡，汉代将西域诸国称为“西胡”［2］，其体貌特征“深目，多须髯”。画像石上所见的高鼻、戴尖顶帽的胡人，多是西域胡人形象的具象化体现。

两汉时期，陕西北部（属西河郡、上郡）一带属以华风为基础而习染胡俗的塞上边郡［3］，百姓“习知胡事”，因此，陕北汉代画像石在刻绘胡人形态时，体质特征和服饰脱离了模式化、格套化做法，胡人形象丰富而具体。从目前发现来看，陕北汉代画像石所见“胡人”题材可以分为胡商、胡兵、胡奴、杂耍艺人、羽人等五类。本文系统梳理了陕北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胡人资料，探讨其在东汉时期上郡、西河郡一带的社会地位及出现的人文背景。

一　胡商：互市贸易

胡商即西域诸国中从事商业贸易者。《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在汉人看来，西域诸国擅长经商。汉代曾在边疆开设多个利于少数民族贸易的互市（或称关市）。匈奴和汉停战后首先开放互市。《后汉书》载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4］。互市开放期间，即使“不拘信义”的鲜卑人亦停战前来贸易，“苟欲中国珍货”，但“计获事足，旋踵为害”。交易结束后，鲜卑继续为害边郡。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胡人是非常重视互市贸易，其是胡人获取汉地货物的重要方式。同时，亦是汉地获取胡人马匹的方式之一。

受“重农抑商”思想及边郡多战事的影响，边境的贸易活动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这也许是画像石中鲜见此类题材的原因。目前仅在绥德白家山汉墓前室西壁横额中部发现 1例［5］。画面中刻绘两人，一人弯腰、低头做查看状，一人手臂半举，身后一群马向前飞奔，后随一疾驰的骆驼，上乘两高鼻、多须、戴尖顶帽的胡人。（图一）从两人共对一物低头交谈及身后的马群、胡人身份等来推断，画面反映的当为边境互市场景。弯腰者为买方，卖方身旁有一匹四蹄尚未立稳的马。画面中胡人高鼻、多须，乘骑骆驼，驱赶畜群，正合于“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记载。驱赶马群的胡人应是《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描述的“远驱牛、马与汉合市”的“贾胡”。

二　胡兵：凯旋献俘

胡人以士兵的身份成为汉庭军队一部分，至迟在西汉武帝时已出现，当时设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七校，其中“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汉军中的胡兵被认为是汉庭的职业军人［6］。胡兵代表汉庭出征在史书中多有记载。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 40 年），陈汤和甘延寿出使西域，匈奴役属西域诸国，威胁汉的西域边陲，“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7］攻打郅支单于。此处“胡兵”即指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的士兵，他们属于代表汉庭作战的胡人军队。

从目前发现来看，陕北地区描绘胡汉对峙状态的胡人形象出现频率较多，而作为汉庭盟军的胡兵在画像石中仅发现 1例。绥德四十铺墓门横额画面分为左、右两部分。左端为一高鼻、梳锥形髻的胡人，持华盖罩于侧坐、手捧简册的胡人头顶［7］。（图二）从其华盖和侍者等显示身份的因素分析，侧坐胡人的身份较高，相当于孝堂山石祠西壁、微山县两城画像石上胡汉交战图中的“胡王”或“胡将军”［8］。其前方的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一胡人跪于“胡王”或“胡将军”正前方，双手上举，做汇报状，身后刻画 5个或戴尖顶帽，或梳锥形髻的“胡人”；下层描绘的人物特征均符合胡人形象，两胡人各抓一胡人双手和双脚，似乎将其抛出，其后一胡人双手反绑被另两胡人看押。整个画面的后半幅占据了横额画幅 70%左右，上、下两层共刻绘了26 骑向左行进的骑兵队伍。

四十铺横额画面描述了胡汉合兵战后的场景：左端上层战事汇报图，下层为献俘图。营地军帐内“胡王”或“胡将军”边听取战况汇报，边核对简册，论功行赏；右边为骑兵凯旋图。从骑兵的外貌和服饰判断，主要由戴平巾帻的汉军和高鼻、戴尖顶帽的胡兵构成。军中的指挥者和俘虏均为胡人。整个画面反映的应是一场胡、汉联军对胡作战后的凯旋和献俘场景，其亦是东汉政府“以夷狄攻夷狄”边疆政策的体现。

三　胡奴：随侍、门吏

胡奴，顾名思义就是以胡人充当奴仆者。汉画像石中出现的胡奴主要有两类：随侍和门吏。其中第一类分布广泛，常和车马出行图伴出，在山东、四川、河南、陕北等地均有发现。1973年，山东苍山县城前村发现一座元嘉元年（151年）的画像石墓［10］，其前室西壁横额为车马过桥图，画面左上角刻绘一引弓胡人，高鼻，戴尖帽，刻石题记“上卫桥，尉车马，前者功曹后主薄，亭长、骑佐、胡使弩”。从题记判断，引射的胡人即是车马出行队伍中“使弩”的随侍。以胡人随葬的现象见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如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遣册中记载随葬“胡人一人，胡骑二匹”［11］。胡骑随侍现象亦见于文献记载。《后汉书》载西汉宣帝玄孙刘般“每行幸郡国，般常将长水胡骑从”［12］。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以胡人作为随侍者共见 3例，分别为绥德白家山［13］（图三）、神木大保当 M3 ［14］（图四）及黄麻梁乡段家湾［15］，均为横额，其构图风格类似：车马队伍穿越群山向左行进，胡人或骑马，或步行，紧随于出行队伍中间或末端。

胡人充当门吏者在陕北地区仅见于绥德白家山汉墓［16］。胡人形象位于墓门竖框下部，这一位置常见刻绘持物的门吏。画面人物高鼻多须，着汉服，戴介幘，属于汉化的胡人形象。山东高青县画像石所见的持弓胡人和持戟门吏分站墓门左、右竖框下部［17］；河南方城画像石中门吏位置刻绘高鼻、着汉服、手拥彗、肩扛钺的胡人，髡发黥面，旁题“胡奴门”［18］。“胡奴”明确指出了汉代画像石中胡人门吏多为奴仆，其“黥面”的形象，暗示罪犯身份，其来源或属战俘，或触犯律令者。

四　胡人杂耍：跳丸与驯兽

乐舞百戏是汉代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其中的“百戏”演出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成为统治者对外夸耀国家强盛的手段。乐舞百戏构成了汉代画像石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胡人因为擅长乐舞百戏，成为职业的乐师或舞者，见诸《汉书》的就有“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等均由胡人表演［19］。跳丸，亦叫掷丸，是画像石中常见的杂技百戏之一，这类题材广泛分布于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绥德黄家塔 M7墓门右竖框［20］（图五）和四十铺田鲂墓后室横额［21］刻绘了胡人跳丸杂耍的场面。（图六）画面中胡人或蹲坐，或站立，双手上举，正在专心弄丸。

从目前出土的资料来看，各地画像石中掷丸图的表演者均为高鼻、多须髯的胡人。《魏略》载：“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大秦国即罗马帝国，汉代擅长表演掷丸和吐火等杂技者来自于西域之西的大秦国。汉通西域后，西域诸国的杂技百戏传入中原。史载，汉安帝冲破“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22］的禁忌，在宫廷观看胡人杂耍表演，反映出东汉中期乐舞表演风气之炽。

驯兽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在两汉非常盛行。《盐铁论·散不足》曰：“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说明当时的驯兽之风已盛行于民间，时兴于豪富之家。画像石中各地出现的众多的驯兽图像就是这种社会风尚的体现。陕北画像石中驯兽画面共发现 2处，分别为绥德黄家塔M7［23］和神木大保当M24［24］。

黄家塔 M7 后室口横额下栏右边刻绘一高鼻、多须的胡人跪伏于地，身体前倾，一手高举长矛刺向前面一怪兽臀部，一手紧拽怪兽后腿，似乎不欲怪兽伤害前面的翼兽。（图七）类似画面亦见于河南方城城关［25］、南阳草店［26］和江苏铜山洪楼［27］等地画像石。胡人来自遥远的西方，体型高大威猛，多勇力，善骑射，以制服禽兽而闻名。西汉武帝时期，在长杨射熊馆内豢养虎、豹、豪猪、熊等猛兽，“胡人手缚之”［28］。画像石中刻绘胡人刺兽图，其中怪兽欲撕咬的翼兽应是墓主升仙的引导者，胡人驯服怪兽暗示着胡人正在扫清墓主升仙道路上的障碍。大保当 M24墓门横额中间刻绘一大象面左，象奴头戴胡帽，着左衽袍，左手持钩，右手拿一球状物，面向大象，双腿略分，作驯象状。（图八）驯象者出现于墓葬中，与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产生了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庇护死者升仙、赐福生者的神灵［29］。这类形象的胡人，其身份当为驯兽者。

五　胡人与羽人

胡人因来自于遥远的西方及自身异于汉人的奇特外貌，成为汉代工匠创造羽人图像的蓝本，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身份是等同的，于是画像石中出现胡人被刻绘成肩生羽翼的羽人，其已被仙化，赋予了某种超自然的属性。此类题材陕北汉代画像石发现较多，米脂、绥德、神木等地都有发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位于绥德黄家塔M7 墓门右竖框左栏下部（图九）及后室口中柱石下部［30］。（图十）两处的胡人均为高鼻，戴尖顶帽，前者背部及腿部生羽翼，后者全身长有毛发，双手托负起由云纹和异兽组成的纹饰。胡人体生毛和具有羽翼的特征，符合《论衡·无形篇》中“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及《论衡·道虚篇》“好道学仙，中生毛羽，终以飞升”的仙人特征。羽翼是升仙的凭借物，也是仙与凡的区别，显然此处的胡人已成为具有神性的仙人。

白家山前室西壁［31］、绥德延家岔墓门［32］等画像石中的胡人跪侍于西王母周围。西王母作为汉代人们崇拜、祀奉的诸神中最重要的一位［33］，各地画像石中出现的西王母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物质表现。将胡人置于神通广大的西王母周围，说明其已作为西王母仙境的成员，协助西王母实现墓主“终以飞升”的目标。

六　相关问题探讨

陕北画像石中出现的胡人大致可以归为胡商、胡兵、胡奴（随侍、门吏）、杂耍艺人、羽人五大类。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胡人在汉的社会地位不高，大部分从事奴仆性工作。此或许与胡人来源有关。

一般来说，胡人入汉有四类方式：第一类是胡客；第二类是胡商；第三类是杂耍艺人；第四类是战争俘虏。第一类是以出使汉庭的使者或质子的身份前来，社会地位颇高，往来于京城，居于专供胡人居住的“蛮夷邸”［34］。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他们，因此画像石中很少见到此类胡人形象。第二类来汉“欲贾市”（《汉书·西域传》），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胡人长途跋涉来汉后，多在边疆互市上进行交易；第三类一部分被作为贡品进献［35］，另一部分应是个人自由来汉，前者主要活动于京城，后者可能行走于各地。因此，二、三类胡人来汉后首先是到达与之相邻的边郡，然后以此为基点流向各地。胡人深目高鼻的独特外貌，左衽尖帽的服饰特征，被汉代石工归纳出来并加以艺术处理，成为工匠创作画像石的题材之一。

作为奴仆的胡人出现频率最多，这或许与西河、上郡地处边郡，紧邻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战事频发，胡人或成为战利品、转化为奴仆有关。对于这些战争俘虏，史载：“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俘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36］，汲黯上疏将俘获的胡人分赐于战死者的家属为奴。汉政府对于俘获的胡人，不论贵贱一律没收为奴。这些俘虏来到汉地之后，充当奴仆，从事杂役性工作。这当是胡人现象广泛出现于上郡、西河一带的原因。此外，还有部分胡奴可能来自胡人向汉地官吏进献，如东汉李恂在任西域副校尉时，西域诸国向其进献的礼物中就包括了奴婢［37］。

其实，汉代民众对胡人的看法是复杂多变、含混不清的，是一种非理性的、不平等的态度［38］。中原王朝始终以华夏主人自居，将周边的少数民族贬斥为“夷”“戎狄”“虏”“胡”等，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对周围的其他民族极为厌恶和排斥。一方面，西胡作为当地的居民，谙熟道路，可以作为升仙道路的向导；另一方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胡也可能是这段旅程上的阻碍者，要去往西王母仙境有时也需要打败阻路的胡人［39］。但胡人自身异于汉人的奇特外貌及来自于遥远的西方，使汉人对遥远的西方充满了无限“异域想象”［40］，从而将之视为“殊方异物”。在“（异物）见则谓之瑞”观念的影响下，胡人摇身一变，成为“祥瑞”，与瑞兽一起受到民众的崇奉，并被赋予某种超越现实的神灵属性，从而以神仙的身份跻身于西王母仙界，体现了民众对待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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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神木大保当［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