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是古代中国书画收藏的高峰时期，其繁盛的私人收藏活动成就了大量青史留名的收藏巨子。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当中，尤以嘉兴望族项氏项元汴的收藏最为丰富，项氏建“天籁阁”以蓄书画珍玩，史称“三吴珍秘，归之如流”。繁荣的商品经济环境和内府收藏书画大量流出造就了项元汴这样的收藏巨星。据考，其藏品数量约在一千件之上、一千一百件之内[1]。如此浩瀚的藏品数量是如何一步步积累而来的呢?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发掘，我们不难发现文氏昆仲——文彭、文嘉两兄弟在天籁阁收藏当中的作用。双方的通信交往留下了大量的手札，帮助我们了解到了文彭与文嘉是如何参与到天籁阁藏品的搜集、购买、鉴定与整理活动等当中去的。
项元汴与文氏的交往早有渊源，不同学者也纷纷给出过不同的答案，而两家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交往应始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是年，项元汴在文徵明家中购得张雨《杂诗册》，并在册末小字题记：“嘉靖三十五年秋日得于吴趋文衡山家。”[2] 此时，项元汴年仅三十二岁，而文徴明年事已高，而文彭文嘉则在项元汴的收藏活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文彭被任命为嘉兴府学训导一职，至此，文彭与项元汴的交流明显加深了，双方的频繁通信留下了大量的手札墨迹。至于文嘉与项元汴交流最初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根据的遗留下来的文献和题跋来看，在其兄文彭去世(1573年)之后文嘉与项元汴的往来明显增多。1575年，文嘉在自己的藏书楼归来堂为项元汴所藏赵孟頫《高上大洞玉经》作题跋[3]，1577年又为项元汴藏神龙本《兰亭序》作跋，直到文嘉去世之前二人还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
藏品搜集与整理
身上笼罩着吴门领袖、江南巨眼文徴明之子的光环，文氏兄弟与吴门地区的画家和文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自然也免不了接触各色画家和鬻古商贩，借助自身的优势，文彭与文嘉往往就能够为项元汴提供各种藏品的信息。在清代卞永誉所著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当中收录了文彭与项元汴留下十九封手札中，其中有两札写道到：
“适有人持蔡君谟茶录在此，能枉驾过此一看否?彭顿首，墨林尊兄先生。”[4]
“适卖研，许生持旧硏十许，并右军思想帖，后有松雪跋尾，在敝寓，屈过一赏，幸即命驾，和仲并望同来，拱驾拱驾，廿六日彭顿首，墨林尊兄大雅。” [5]
图一 文彭致项元汴手札 旅顺博物馆藏
以上两封手札都直白的体现了文彭是如何为项元汴提供藏品信息的，从札中所提到的内容来看，文彭见到了蔡君谟(蔡襄)的《茶录》、许生带来的研石、王右军(王羲之)的《思想帖》，便邀请项元汴来自家寓所一同观赏。从涉及的品类来看，有古籍善本、古玩珍秘、法书名画等，其中不难见得项元汴收购藏品类别的丰富性，也为我们揭示了文彭为天籁阁的收藏提供过大量信息。
前文已提及天籁阁藏品数量的问题，面对千件以上的藏品，如何整理与保管是项元汴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而文彭文嘉则通过自己的人脉为项元汴输送了人才。由旅顺博物馆馆藏文彭致项元汴的一信札中提到：
“汤淮之艺，犹有乃父遗风，有中等生活，可发与装潢，幸勿孤其远来之望也，夜来厚扰未谢，桌子椅子俱望拔忙一检，至祝至祝。彭顿。”[6]
图二 文彭致项元汴手札 旅顺博物馆藏
这封手札谈到了关于书画装裱的问题，文彭向项元汴推荐了一位名叫汤淮的装裱匠人，汤淮的身份已不可考，但在明代周嘉胄所著《装潢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吴中千百之家，求其尽善者，亦不数人。往如汤、强二氏。无忝国手之称。后虽时不乏人，亦必主人精审，于中参究，料用尽善，一一从心，乃得相成合美。”[7] 其中提到了名贯苏州的装潢名手汤氏，文彭作为长洲人(今苏州)很有可能为项元汴的书画装裱输送过本地的人才,而这位汤淮，也许就属于苏州汤氏一族。
数以千计的书画除了需要装裱之外，对藏品进行摹写、刊刻也是项元汴做过的事情之一，尽管天籁阁没有任何的拓本或者刻帖传世，但是历史文献记载过这样的历史事实，项元汴的确有刻帖行为：“项子京刻唐模兰亭，袁应伯家藏。笔意超绝，在宋本中未能多让，固知不论时代也。此本与元人所刻褚摹伯仲，疑此亦褚摹也，得之市贾，喜甚，乃临一通。”[8]为项元汴刊刻的刻工，自然就由文氏二承介绍而来，文嘉在两封信札当中写道：
“侍生文嘉拜，墨林老兄先生执事。所委因仲玉有事尚未动手，想至二月可完奉也……”。
图三 文嘉致项元汴手札
“闰月廿八日，嘉顿首拜复墨林老兄大雅。承手书远寄，兼以果饼及润笔五星，俱已登领，四扇如命写去。章仲玉虽回，又为王凤洲请去临松雪《莲经》，想六月尽可毕事，诗石亦在此际完奉耳……”[9]
两封手札都提到了“仲玉”这个名字，其人名章藻[10](1547-1610之后)字仲玉，有丛帖《墨池堂选帖》传世。这位著名的刻工在苏州地区留有大量的刻石，在今天苏州虎丘景区内的“虎丘剑池”四个大字旁有刻有一段的题跋，足以让我们了解章藻的名气：“虎丘剑池四字，为颜鲁公书，旧石刻二方，方二字，龛置剑池徬壁间，岁久剥蚀，虎字且中断矣。予求章仲玉氐钩勒镌之别石，出旧剑池二字于土中，与新摹虎丘字并益以石座，庶可传久……”。
这个“求”字使章藻的水平可见一斑，但作为长洲人的他，若要为百余里地之外的嘉兴项元汴所知，难免需要文嘉举荐。因为章藻是苏州名手章文[11]之子，父亲章文早年间就曾为文徴明家族刊刻《停云馆法帖》，始于父辈的友谊让文嘉对章藻的水平有了一定了解，自然也给了他向项元汴举荐章藻的动因。
藏品鉴定与处理
除了搜集藏品、输送人才，文彭和文嘉对天籁阁藏品质量的把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私人收藏兴盛，自然作伪成风，项元汴作为商人眼力不比文人，而天籁阁藏品的鉴定就高度的依赖着文彭和文嘉。许多手札与题跋涉及到了对项元汴藏品的鉴定，例如文彭所写一札：
“此竹只元人耳，非文同笔也，其上题诗亦类梅道人，恐梅道人临与可，亦未可知也，草草奉，复不次，彭顿首墨林尊兄”[12]
图四 文彭致项元汴手札 旅顺博物馆藏
此札中文彭从笔法入手，推断此画疑似元代吴镇(即梅道人)仿作，而非由文同所作，为后人描绘了一个元代的伪作宋画事件，也间接反映了元代画坛的风气与趣味。另有一札：
“此吴中名画，旧传畜之必有灾祸，已毁于火，而《南濠寓意录》云已卖与他方人，虽家君亦不曾见，区区只见临本而已，彭复墨林尊兄。”[13]
此札可见文彭对于书画的鉴定时，不仅仅是从画面入手，分析作品笔法、构图等等，而是也会从坊间的传闻和历史文献当中去寻找证据，此札就引用了《南濠寓意录》中对此画递藏过程的描述。除开对古画的鉴赏，文彭也对项元汴所藏法书也有进行过鉴定，有信札一封如下：
“三卷皆佳品，但袁静春墓志当是顾谨中书，黄文献不能为也，彭敬复，墨林尊兄。”[14]
此札谈到文彭的一个判断，认为此篇墓志应当为元末顾禄(顾谨中)所作，而非黄潜(黄文献)所为。以上皆为文彭与项元汴的通信，而其弟文嘉也曾为天籁阁的收藏掌眼，在项元汴所藏的唐摹《兰亭序》上就有文嘉题跋，如下：
“唐摹《兰亭》余见凡三本：其一在宜兴吴氏后，有宋初诸名公题语，李范庵每过荆溪必求一观，今其子孙亦不轻出示人;其一藏吴中陈缉熙氏，当时已刻石传世。陈好钩摹，遂拓数本乱真，而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其三即此神龙本也，嘉靖初丰考功存礼常手摹，使章正甫刻石于乌镇王氏，然予未见真迹，惟孙鸣岐抄得郭佑之诗跋，鲜于伯机长句，每诵二诗慨然欲思一见而不可得，盖往来予怀者五十余年矣，今子京项君以重价购于王氏，遂令人持至吴中索余题语，因得纵观，以偿夙昔之愿，若其摹拓之精钩填之妙，信非冯承素诸公不能也。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然所蓄虽多，吾又知其不能出此卷之上也。万历丁丑孟秋七月三日茂苑文嘉书” [15]
跋文前段对尚存于世的其他版本兰亭以及拓本进行了记录，随后对此本兰亭的递藏顺序进行了梳理并品评，对其大加赞赏。而跋文最后夸赞项元汴“博雅好古，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似乎有意的在描绘一个“真赏者”的形象。
对于项元汴这样一个商人来说，不仅在鉴定上需要文氏兄弟的支持，对于是否购入和出售藏品，他也需要二人的指导。文彭就曾给过项元汴直接的建议：
“二卷价虽高，而皆名笔。补之梅花尤吴中所慕者，收之不为过，也所谓自适其乐，何待人言，一笑一笑。白粲之惠，珍感珍感。彭顿首墨林尊兄。”
“四体千文佳甚，若分作四，本每本可值十两，其文赋因纸欠佳，故行笔涩滞耳。虽非佳品然亦可刻者也，明后日诣宅赏阅，也草草奉复不次，彭顿首墨林尊兄。”
图五 文彭致项元汴手札
第一封手札涉及扬无咎(补之)梅花图的品鉴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文彭提到了一个收藏动机，即这类作品在吴中地区饱受欢迎，所以值得项元汴购入;而第二封手札文彭则给项元汴提供了出售方面的建议，与当下我们的习惯不同的是，文彭建议项元汴将一套四体千字文拆分为四套分别出售，认为这样可以带来更多收益。
由此可以看出文彭与文嘉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天籁阁的收藏活动的方方面面当中去的。藉由这一小小的透镜，帮助我们观察到明中晚期书画交易活动的一个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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