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艺苑归客常秀峰_华侨艺术家的求艺之路_艺术家-深圳美术馆-常秀峰-郭沫若-徐悲鸿

编辑：刘倩来源：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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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的秋冬在无声无痕地过渡，没有用季节的警铃提醒人们盐田沙头角新入住了一位华侨艺术家。　　他的生

　　深圳的秋冬在无声无痕地过渡，没有用季节的警铃提醒人们盐田沙头角新入住了一位华侨艺术家。

　　他的生命历程中有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溥心畲、潘天寿、傅抱石、郭沫若等艺术大师的指点，也有陈毅、万里、叶飞等政要的关切;他曾被国民党视为“共匪”、被印度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后来在“文革”中又被造反派当作“国民党特务”、“印度间谍”横加批斗;他为了艺术两度离开故土，终因思乡心切而叶落归根……

　　2007年年底，92岁的常秀峰先生跨过罗湖桥，悄然无声地归根于深圳。

　　他携带的“家当”全是收藏的艺术珍品和自己创作的书画、篆刻、雕刻、砚台。他拿出张大千的仕女图、傅抱石的扇面、潘天寿的书法对记者说：“如果没有历次劫难，我的宝贝会更多”。

　　序

　　翻开《归鸿集胜》(常秀峰艺术集)，两幅1947年创作的国画格外揪人心弦。一幅是《秋风残荷》，萧瑟的秋风中荷叶垂缩，花瓣飘零，生命即将枯竭，落寞的枝干上小鸟翘首，眺望远处生机勃勃的蜻蜓。国民党政府的没落，年轻人对新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号声，都似乎蕴含其中。另一幅则是《艺术命运》，9位素洁的少女代表绘画、建筑、音乐等9种艺术，面对明净的湖水无奈地低首哀叹，凄厉的秋风将红黄色的枯叶吹落树枝，掠过少女们冰凉的身姿，飘零于湖面，陷于绝境。

　　“这是我心中的1947年，前一幅是南京的世态人心，后一幅是国民党政府取消学校美术课程后艺术界的凄凉光景。我们学美术的，还能有什么出路呢?”常秀峰给记者讲述着，随口诵出当时写的一首诗：“艺术嗟何用?文章憎误身。青春葬烽火，白发系乡心。草绿江南岸，愁侵梦里人。艰难悲故国，此去碧云深。”

　　当时艺术界的年轻人多向往去欧美学习，常秀峰却去了印度国际大学。“这是徐悲鸿老师指点的，他曾去过印度写生习画，说那里是希腊、埃及、波斯、印度与中国文化的交汇地，可看到艺术上的血缘关系，希望我像唐玄奘一样‘取艺术之经’，于是我就到印度去了。”常秀峰说，“走的时候，南京政府不给办护照，是通过傅抱石和陈树人两位老师‘走后门’才成行的。”

　　曲折的是，在常秀峰踏进艺术门槛前，首先得逃出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大队的军营……

　　逃出空军轰炸机大队

　　1915年常秀峰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振锦，秀峰是以后从国民党空军逃离后改的名。尽管按辈分讲他是明代开平王常遇春的第二十代孙，但此时已家道破落。少年时代的他，除了和父母下田干农活外，也在伯父们的指点下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接受蒙学。

　　1931年9月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发生的大水灾，让常秀峰变得一无所有。大水冲进屋是在半夜，什么都来不及收拾便赤脚跑上堤坝。“翌日清晨，我在堤上遥望那久历沧桑的古屋，像一群醉后的老人，东倒西歪地挣扎着，最后颓然跌倒在汪洋大水中。”他在回忆录手稿中写道：“烟囱里飘出依稀的黑烟，是祖宗几代生活过的古屋吐出的最后叹息。”

　　正在此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而蒋介石政府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打日寇专攻红军，22万灾民只能自救而得不到政府资助。铭记着伯父题写的对联“争名无我夺利无我趋炎附势更无我，读书有人耕田有人持家应世又有人”，常秀峰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

　　青少年时代的常秀峰踌躇满志，在中学研读文理功课的同时学习绘画，作品被选取参加安徽省教育厅举办的书画展览。1937年夏，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秘密招生，扩建空军。留日归来的叔父常任侠鼓励侄子“科学和卫国两不误”，于是常秀峰借钱赴南京应召赶考，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甲种机械科。刚去南昌入学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学校被日军轰炸，他随学校转移到成都，毕业后被派往新疆伊宁接受苏联航空专家的培训。

　　受苏联专家的启迪，常秀峰向往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于是，他带着《新青年》逃往苏联，但在边界上受阻被捕，1940年被解押回四川。他在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大队一边服刑，一边当地勤机械师，终于在一次住院治疗期间逃出军营，在著名画家沈逸千的资助下离开成都，抵达乐山乌尤寺。

　　为躲避空军发布的通缉令，他改名为秀峰，也有“袖风”之意，那是看破红尘后的无我心境。他本想皈依佛门，削发为僧，专研佛经和艺术，但乌尤寺的方丈劝其奔前程为好，带他游历峨眉山之后送上去重庆的木船。

　　搭救他的沈逸千先生，是20世纪中国西部题材绘画和现实主义画风的先行者，是与徐悲鸿齐名的画马名家，4年后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说及此事，常秀峰至今扼腕痛惜，“他救我于虎口，自己却被虎吞噬。他去世时年仅36岁!”

　　大师指教下锤炼艺品人格

　　从嘉陵江漂泊到重庆，常秀峰找到在“中央大学”担任东方艺术学教授的叔父常任侠。叔父带他去拜见徐悲鸿，看了常秀峰在中苏边境的建筑写生和神态各异的飞机，悲鸿先生马上说“应该学画，很有前途”，对《被困于国际间的铁鸟》尤加赞赏，那是一幅飞机被绳子捆绑着不能起飞的画面—国民党空军的真实写照。

　　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常秀峰成为“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旁听生，因而接触到很多文化名师。丰子恺、潘天寿、傅抱石、陈之佛、张大千、郭沫若、华君武、闻一多、夏衍、吴作人一一出现在眼前，影响着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追求。1942年，常秀峰考入搬迁到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工艺美术，兼习国画、篆刻、诗词画。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老师们对学生提携有加，平等地与你经常探讨学问，且不时在老师家里吃住，各个学科的名师都能遇到，”常秀峰说，“我在丰子恺家中学习，和他的子女非常熟悉;晚上也在防空洞里听傅抱石先生讲石涛的画和历史，他对石涛的了解比对他自己的祖先还清楚，他抱的‘石’就是石涛，多执着。”

　　说起徐悲鸿，常秀峰有很多感动。“他是一位大教育家，非常重视人才，傅抱石就是他发现并筹资留学日本的。他对寒门学子非常爱惜，学习木刻的古元要去延安，他竭尽全力让他成行。在艺术上，悲鸿讲究线条，说亚洲的艺术除了线条没有别的。他改进了教学，不要求学生画石膏像和模特儿，而是把大自然中的风光和生活中的人直接画出来。这是印度的绘画方式，他去过那里，后来建议我到印度取艺术之经。”

　　艺术大师潘天寿不仅给常秀峰传艺讲学，也给他带来过第一笔收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农业部要举办蝗灾画展，找时任国立艺专校长的潘天寿，他推荐常秀峰去画，因为这个学生是亲历过蝗灾、水灾、旱灾的农家子弟。官员给常秀峰买了好多蛋糕，连续几天几夜画出多幅反映灾荒情形的国画后，还给他奖励厚厚的一叠钞票。这是他第一次用画笔挣钱，而且这么多，于是狠狠把钱踩在脚下蹂躏了一番，然后拿钱跑到全国文艺社见常任侠及几位朋友，要把钱分给他们零用。“任侠叔大笑，说还是去买点衣服置双鞋吧，看你穿得破旧不堪，”常秀峰笑着说。

　　抗战胜利后，经常给常秀峰赠寄宣纸的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带着闻一多给的宣纸，常秀峰到潘天寿那儿请题字纪念。潘对闻一多敬佩有加，一听说是闻先生赠送的宣纸便欣然命笔，这幅字至今保存完好。上世纪60年代初，常秀峰从印度回国后去看望尊师，已经封笔的潘天寿为他作画《美人蕉》。“潘老师是国画复兴大师，非常强调诗文、书法、金石对绘画品味和艺术修养的增值效应，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说。

　　潜移默化受左派影响

　　“我们画画的要有骨气，穷得卖裤子都可以，但不要卖画。一个人一生能画几张好画!”这是傅抱石在重庆给常秀峰的忠告。有天他去傅先生家欣赏老师所作屈原、李白、苏东坡人物画，顺便给老师讲了刊登于《艺术家》杂志上的剧本，说是古董商批评一位知名画家生前作品不值钱，死后方能价值连城，画家之妻听后逼他假死，古董商以高价买走所有画作，不久报载画家复活，商人始知受骗，画家妻却满足私欲。傅抱石听后给学生此忠告，所以常秀峰说傅老师给他最大的影响是艺术家要有骨气，对卖画特别是晚辈出卖先辈作品的行为很是痛心。

　　“傅抱石的画注重线条，有血有肉有骨，与徐悲鸿的艺术主张不同。”常秀峰说，傅先生认为中国画中的人物不一定要符合解剖学原理，但要有新的审美意义，即“古代的衣冠，现代的认识”。傅抱石喜欢在精神焕发的时候创作，酒后即兴作画一定是佳作。“要鉴定傅老师的画的品质，最简便的方式就是看画上有无‘往往醉后’的图章，傅抱石自认的佳作才盖这个图章”，常秀峰说，“他唯一没盖这枚图章的作品恐怕是替蒋介石起草的那篇‘抗战文告’，那是郭沫若让傅老师在三天内写就的。‘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很有骨气。”

　　重庆的学生生活虽然清贫，但精神生活却特别富有。他的叔父常任侠和郭沫若是留日同学，关系甚密，故常秀峰也成为郭沫若“身边的人”。当时重庆报纸时有郭沫若发掘古墓的消息，其实不少墓地是常秀峰率先发现，报告给常任侠，然后由郭沫若组织挖掘的，因为国立艺专就在一个地主庄园，周围有很多墓地。墓地开掘后，常秀峰钻进去拓墨拓片，其中有很多精彩而罕见的图案，比如“鸾凤谐鸣”。郭沫若初见时也不知其意，后从《汉书艺文志》中得以考证，知其渊源。

　　提及往事，常秀峰除了文史知识的收获外，更佩服郭沫若“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的深刻见解。1961年10月9日，常秀峰参加北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晚宴时碰巧和郭沫若坐在一起，热切交谈之后再未见面。

　　与夏衍的交往，也是常秀峰念念不忘的。在重庆，夏衍是他在国立艺专的老师，他则演出过夏衍话剧《摩登时代》中的男主角，讲的是一个公司青年和一位寡妇的恋爱故事，至今能背出大段台词。常秀峰说夏衍“是重庆的左派领袖，我们常一起去街上吃面，他带给我的是理想主义，我则通过他发表文章诗词。”常秀峰说，“我离开重庆后，他一直给我寄生活书店出版的杂志”。

　　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秀峰随众多艺术家到南京，期盼在和平建设中发挥艺术才智。沿长江南下经过三峡时，木船撞礁，人险还生而书箱葬于江水，许多名家馈赠的书籍、字画皆被水冲去，常秀峰对前途有种不祥的预感。

　　到达南京后，常秀峰拉着当炮兵连长的弟弟逃离军队回家乡。家乡人见弟弟身着军装，像惊弓鸟一样躲闪，以为是来抽壮丁送“反共”前线的。母亲风烛残年，堂兄饥饿而死，远房叔父被日军刺死于树上，劫后的家园满目凄惨，而国民党政府却在加紧内战准备。7天以后，常秀峰作152行五言长诗《还乡行》，“忍泪话沧桑”，决意“明朝悄然别”。兄弟俩各自踏上“流浪复流浪”的渺茫前路，自此杳无音信。

　　常秀峰重返南京，拜访邓白老师。邓老师自费回到南京，无房屋可栖身，居然在别人屋檐边自搭茅屋遮风避雨，还在朗诵刚杀青的《出示白屋诗稿》，令常秀峰感喟不已，遂写下“漫煎萁豆误苍生”、“金陵王气已沉沦”的诗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不久，他在一次画展中遇到在艺专时的教务主任丰子恺。丰老师说生活得不好，靠卖画著文过日子。他快速作画相赠学生，画面是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周围是一群乱叫的乌鸦，并提字“乌鸦乌鸦你莫叫，我的宝宝要睡觉”于其上，脸上露出的是悲凉的微笑。常秀峰以诗回赠，“诗囊画笔走天涯，处处无家处处家”，称颂老师的洒脱，自然也是自我鼓励。

　　对蒋介石政权已不抱幻想的常秀峰，开始思谋出国深造，并用画笔和诗文换得稿费来生活。1946年11月，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常秀峰以记者身份前去采访。在会场上，他看到“行使民主权利”的代表不是在打瞌睡，就是在织毛衣，于是把会场上的种种丑态速写下来准备发表。走出会场时，警察没收了他的画稿，并将他逮捕，罪名是“替异党(指共产党)做调查统计和刺探消息”，幸亏得朋友相助才获得释放。不久，他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两幅反映农村生活的画，被便衣特务私审一番，指责他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原来他们把画面中农民手握的新月式镰刀当成了共产党的标志—斧头镰刀，捕风捉影的荒唐映射出白色恐怖的程度。

　　伤悲故国出走印度

　　在精神的苦闷和生活的艰辛中，常秀峰的艺术水平却在节节攀升。于右任识其行书得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精髓，篆隶有秦汉魏碑之古朴，各种字体自成法度，于是要这个年轻人为自己画肖像。艺术大师溥心畲来南京展画，知常秀峰为明开平王后辈，执着于艺术，赠晚辈一诗：“宁戚歌硕鼠，短衣干齐君;冯眗不得志，弹剑动田文。风云一际会，遂使成奇勋;开平扶明业，史简尚垂芬”。

　　他个人举办了名为“画古话今”的画展，作品以花鸟仕女为主。傅抱石在题跋中赞曰：“秀峰研学治艺最勤，君工诗词，数年吟咏，故其作品中多富诗意……观其构图行笔，颇多可嘉处，遂题数语归之”。陈之佛先生在其《寒夜梅雀》上题字：“浓香残月，玲珑影照见花间夜鸟眠”。媒体的艺术评论说，“从画意诗句中可以看出作者的造诣，纯真超俗且富热情，给人以清新的情趣。特别是《秋》，秋风残荷，落花流水，予人无限感伤。”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取消学校美术课，让许多学美术的年轻人感到走投无路，出国留洋成风潮。按照徐悲鸿指引的方向，常秀峰加快办理留学印度的手续。虽然有印度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但南京政府外交部不给自费留学者办护照。外交部护照科官员告诉他，只有加入国民党，且有两位中央委员担保才能办出国留学护照，以避免青年人到海外散布不利政府的言论。

　　两个月后，常秀峰前去看望傅抱石老师，提及办护照遇到的麻烦，傅老师写一便条，让他去找著名画家、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会长陈树人先生帮忙。陈树人听说是为艺术出国，给常秀峰支招：只要得到印度华侨学校的任教聘书，可以帮他办护照，还把自己的画拿出来和晚辈切磋。很快，常秀峰得到印度中华学校的聘书，陈树人帮他办妥了所有出国手续。

　　就在此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取消学校美术课的决定引起全国美术界的抗议，与正在进行的“五二”反饥饿运动汇合。常秀峰加入到“中央大学”师生的游行队伍，在中正北路与拿高压水龙头的军警展开搏斗。常秀峰在“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虽然我已离开了学生生活，但有机会参加这场历史性的爱国游行示威，总算未辜负时代赋予我的使命。”

　　“我是从上海离开祖国的，乘坐英国的轮船”。常秀峰对往事记忆犹新，“我的同学为我订好船票，我就雇了两辆黄包车去码头。一辆载着我和书箱，另一辆拉着买船票的钞票。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一张船票需要一车的钞票去购买!”

　　帮张大千在印度办画展

　　1947年7月13日，常秀峰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因受经济影响，他不得不向国际大学申请暂缓入学，到华侨学校任美术教师，与英文教师毕朔望相识。两人皆在重庆生活过，都喜欢挥文弄墨，毕朔望向学生推荐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常秀峰则将学生把国民党背景的报纸踩在脚下的情形速写成漫画《斯文扫地》，让校方不快。

　　华文报纸《印度日报》副刊缺稿，常秀峰把记述回乡看到的人民流离失所的长诗《还乡行》发表，国民党政府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蔡维屏为此召见他的叔父、时任国际大学教授的常任侠，指责此诗反政府反兵役，不能再写此类诗文。

　　1948年秋季，常秀峰到国际大学艺术学院报到，师从有“印度的齐白石”之称的艺术大师南德拉鲍斯博士。重返艺术研习天地，常秀峰对印度现代民族复兴派及古典袖珍书派充满兴趣，对印度的艺术教学也感新鲜。“在中国，我们对着石膏像和模特儿画来画去，而印度艺术家说模特儿就是现实中的人和景。”常秀峰说，“总之我们的绘画课都是在城镇、田野上，理论课也在树林里上，时时闻到泥土的气息。”

　　常秀峰记忆深刻的是，1949年春天他帮助国画大师张大千举行书画联展。常秀峰不仅给张大千充当翻译，也跟着学画。张大千看他用厚纸板作画，就送给一些亲自在安徽泾县监制的“大凤堂”宣纸。这些宣纸常秀峰一直舍不得用，珍藏10多年后从印度带回中国，转赠一张给泾县宣纸厂作为研究改进的参考。

　　张大千不懂外语，而常秀峰却懂英文、印度语、俄语三种外语。张大千邀他同游欧美，既有拓展艺术的好意，也有充当翻译的现实需求。但是，常秀峰婉拒了，说悲鸿先生交给的任务还没完成。“再说，徐悲鸿、郑振铎先生来信要我力劝张大千回祖国大陆，说他毁坏敦煌壁画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但他还是要远走，到阿根廷、巴西。”常秀峰说。

　　派专机接他回祖国

　　从国际大学毕业后，常秀峰在加尔各达从事艺术教育工作。1956年，印度北部山城噶伦堡的中华中学忽被大火烧毁，常秀峰前去担任校长。他用艺术之笔和雕刻之手，设法从地方政府和豪门贵族中募集建校资金。

　　噶伦堡政府官员看到他绘画作品充满了印度生活风情，便邀请他参加地区美展，聘他为评奖委员。常秀峰制作的竹骨纸摺扇获得特等奖，他与师生合制的20多件竹雕作品皆被不丹王子购买珍藏。诗翁泰戈尔的儿媳和著名诗人奈都夫人，都题词赞颂。常秀峰的公众信任度因此快速提升，为筹款建校带来极大便利。

　　1959年达赖喇嘛在西藏发动叛乱、逃往印度后，中印关系恶化，印度排华运动兴起。常秀峰和妻子饶欢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双双投入监狱，半年后无罪释放。提及此事，常秀峰不胜感慨，“真正救我性命的是艺术。我给杀人犯、小偷、狱警都画过素描像，教狱卒雕刻技术，他们最终没能迫害于我，认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艺术家。”

　　中国大使馆当然没有忘记他家遭受的灾难。常秀峰夫妇被捕当天，大使馆工作人员就前来救急，此后还多次教他们如何应对危机。常秀峰夫妇俩无罪获释后，使馆人员前来接迎。1961年6月2日中国政府派专机接他们全家回国。

　　回到北京后，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归侨欢迎会上对常秀峰诸多嘉勉,“你们夫妇海外回来，虽受到种种困难折磨，但你们坚强不屈，终于平安归来，不愧为中华好儿女。”

　　蹉跎了的黄金年华

　　1962年，常秀峰携全家到安徽艺术学院任教。后调往安徽师范学院任副教务长，筹建艺术系。他把二胡演奏家刘北茂(刘天华的弟弟)等艺品人品俱佳的老师从其它学校挖来，又从根雕店铺里搜出民间雕刻高手做助教，师院艺术教育就此高水平起步。

　　就在他用艺术灵感和赤子热情描绘大型国画《归鸿画卷》时，文革开始了。他曾给国民党官员刻过图章画过像，于是成了“国民党特务”;他是从印度活着回来的，于是被扣上“印度间谍”的帽子;红卫兵发现他还精通俄语，于是又不由分说地说他是“苏联特务”。但常秀峰在许多问题上都“拒不认错”，以致经常遭遇拳打脚踢。他的腰就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坏的，躺了40多天才勉强能站起来。

　　武斗蔓延到合肥后，被监管的“特务”、“间谍”常秀峰和“牛鬼蛇神大队长”、安徽师大副院长王郁昭密谋逃跑。他们轻松地躲过“造反派”的看守，连夜逃往琅琊山，终点站居然是欧阳修撰文记述的醉翁亭。“文革”后期，王郁昭在欧阳修曾任过太守的滁县地区任地委书记，后成为安徽凤阳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功臣，而常秀峰也被安排到安徽省博物馆当副馆长。两位“逃亡者”复出后合作的第一件事是，如何修复被破坏了的碑刻《醉翁亭记》。

　　“‘文革’实在不忍忆，”常秀峰说，“那时我正好50多岁，应该是艺术创作的黄金年华，却是‘豪情壮志消磨尽’，‘四顾茫茫无所从’”。他曾创作一幅国画《雪炭翁图》，既是他与3位教授在“文革”时于大雪纷飞中抬炭劳动的写真，也是对荒诞年代空耗生命与才华的嗟叹。

　　第二次含泪别故土

　　1974年，病重的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关照被打倒的老干部和一些被批错的知识分子，以纠正“文革”中的过失。常秀峰被安排到安徽省博物馆当副馆长，主管专业工作。

　　他查看收藏古董的库房，发现很多文物、字画随便乱扔，开始重新登记和收藏文物。后来在一次工艺美术展中，一件珍贵的漆雕盒和犀角杯以及小说《三侠五义》被盗，常秀峰和另一位专家被怀疑成盗贼，原因是他俩是专家，知道其价值所在。常秀峰判断这肯定是小孩子的作为，专家不会偷《三侠五义》而会偷艺术价值更高的历代字画。很快，公安局根据他所提供的依据破了案，小偷正是两个孩子，但人们对专家的不信任却让他苦闷异常。

　　作为书画、篆刻、砚台、工艺品和文物鉴定家，常秀峰到博物馆工作可谓专业对口。但因为经历过“文革”，人们对知识分子总有某种怀疑。一位字画商拿着“石涛”的作品前来售卖，常秀峰一看就知是假的。但有关人士不认为他有鉴别能力，把这幅画悄悄送到北京故宫再鉴定。鉴定者正好是他的同学，同样认定是假画，而且还开玩笑“你们那儿真没人能鉴别书画作品了吗?!”常秀峰对有关人士不信任他的鉴定功夫有些心凉，于是开始埋头撰写文史论著《李白在安徽》。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在此之前，有人反映常秀峰看“天安门诗抄”，有关部门厉声斥责“思想反动”，勒令他交代问题。常秀峰致信万里，欢迎他执掌安徽，也请他明察秋毫。不久，省委要常去谈话，有些同事甚至说“他可能回不来了”。接待他的还是那些严厉训斥过他的人，却一反常态地热情。原来万里批示“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这样整人!”他幸免了又一场政治冲击。

　　次年，党和国家开始为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他当选安徽省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他的书画作品被万里访美、廖承志访日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政要。但是，他的所谓“问题”并没有结论，直到1984年才彻底平反。

　　“回望归国20年，除了《李白在安徽》和《黄山考》两专著外，我似乎没有成就任何东西。”常秀峰说，“为了艺术，为了寻觅适合的环境，我选择了第二次离开故土。”

　　1982年赴香港定居前，安徽省政协主席张凯帆给常秀峰送来几千元路费，说是奉叶飞将军之命转交的。老友张凯帆说，“我们同意你走，但必须在钱拿到以后再走，要走得心情舒畅。”

　　深圳是我永远的家

　　到香港定居后，常秀峰醉心于书画、篆刻、雕刻、诗词创作、文物鉴定，在中文大学讲授国学，给大中学生教授诗词歌赋。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之际，香港艺术发展局和文化艺术基金会为他举办艺术回顾展，将其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画、篆刻、砚台、珍藏碑帖展示于众，中外观赏者对他浑厚的艺术修养，对中外文化的兼容并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常秀峰和中央政府驻港办事机构保持着联系，新华社香港分社给予他生活和艺术创作上的支持和帮助，他的两个子女都是定居香港后重返广州的暨南大学完成大学教育的，为此常秀峰心存感激。而内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他未曾预料到的。他欣慰甚至惊讶地观望着祖国的复兴，笔下流出的是《古梅相思》、《双梅迎春》、《秋风起兮稻蟹肥》，刀下刻出的是“羊跪乳”、“至诚无息”、“独对青山酒一尊”，诗中咏出的是“世事沧桑兴百感，故园蜕变更辉煌”。香港久居25年后，他写下“而今纵使头颅白，不愧中华儿女郎”的诗句，然后收笔打点行装，悄然跨过罗湖桥。

　　在深圳盐田一间普通寓所里，92岁的常秀峰欣然拿出许多艺术佳作与记者分享，其中有张大千的仕女图，傅抱石、陈之佛、赵少昂的扇面，潘天寿写在闻一多给的宣纸上的书法，刘海粟的题字，黄宾虹的国画，启功的册页，宋代苏唐卿篆书《醉翁亭记》碑拓……他说，“这些是历次劫难后的残留，但是货真价实的真品。我在深圳住了些天，有家的感觉，这里是中国旧貌换新颜的缩影，艺术事业的发展也很迅速。我想，我所收藏的艺术品也该在深圳安家落户。”

　　老人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脱口而出的是诗章，随意道出的文史趣话，没有一点老态龙钟的感觉，一口气能给你讲8个小时的故事。在近一周时间的深入采访中，我们不仅从他的经历中感知着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突变，也从中获知许多鲜为人知的艺坛逸事和迷津之解。问他还会不会离开深圳，他说“不会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向马克思报到”。

　　跋

　　本文刊发前，常秀峰老人送来一首新填的七律诗《观胡锦涛主席访印新闻有感》。他很高兴“龙”和“象”的握手，期盼中印两国人民要用“唐玄奘取经般的坚强意志”实现长期睦邻友好：

　　忆昔萤窗志远征，

　　亦曾负笈步唐僧;

　　鹫峰鹿苑参禅坐，

　　王舍城垣朝圣行。

　　阿旃陀洞研壁画，

　　师友筵席洗风尘;

　　翻花浩劫然去，

　　雨过天晴景象新。

　　(编者注：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之南，是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地方。唐玄奘曾在位于印度古城王舍城外的那烂陀寺研究佛学理论。

　　鹫峰，即灵鹫山,在中印度，或称鹫岭、鹫山，意为“佛说法之地”。唐玄奘在所译佛经《大般若经》中称，王舍城鹫峰山是佛说法的四个处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