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保护近代文献_传承人文经典_文献-“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价值-工程-出版

　“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近代文献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精神价值巨大　　历史

　

“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

近代文献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精神价值巨大

　　历史文献记录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发展及盛衰历程，值得整理、保护、研究。20世纪以来的近代文献，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历史见证，具有宝贵的学术和艺术价值。在新时代做好近代文献保护工作，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为此，自《四部丛刊》再版影印以后，浙江省绍兴市委、市政府从2014年开始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实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重新梳理中国近代文献史料。在这个过程中，以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以下简称“越生传媒”)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1月，“中国近代文献史料丛刊”编写工程启动。该工程聚集了中国及欧美等收藏机构的“全球性文献资源”，涉及经济、文学、教育、艺术、史地等六大内容。9月17日，“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推进会在绍兴举行，助推“中国近代文献史料丛刊”编写工程。

　　“两不靠”的近代文献

　　尽管近代文献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精神价值巨大，但其长期以来被放在“两不靠”的位置，既不像红色资料可以得到政府支持，也不像古籍可以受到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保护。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周和平表示，1911年至1949年，中国经历两次改朝换代，这个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古今知识的交汇，产生了大量记载中华民族独立的光辉文献，记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其历史和学术价值很高。

　　“在哥伦比亚图书馆，我看到很多美国记者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收集到的晋察冀非正式出版物以及标语、文献等;在国内，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收集了中国较早一批企业的广告、海报、商标，其历史和学术价值很高。”周和平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表示：“以蔡元培、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与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其关系远比隋唐六朝与我们的关系亲近得多。然而，近代文献保护工作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也没有统一的规划指导，近代文献保护需要探索新路径。”

　　绍兴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尝试，随着近代文献保护工程的实施，截至目前，该工程已整理类编经济、文学、教育、艺术卷，后续文学卷(小说、戏剧、理论、外国文学)及其他如艺术、教育、历史地理正在寻求与相关出版组织合作中。

　　既是短板 又是宝库文献原生性保护需要新思维

　　民国时期的图书纸张很脆弱，采取必要手段让近现代文献长期保存且传承下去刻不容缓。在智能化、互联网时代，通过开创性工作重新梳理文史脉络，正是近代文献保护工程的思路。

　　“1840年到1949年间，很多文献已很破烂，我们馆藏的刊物好多早就翻成碎片，这些文献不能外借，不能复印，只能看和抄，文献亟待抢救。”浙江大学教授田正平表示。为此，绍兴把近代文献保护工作作为大事来抓，用现代技术加强各类文化的抢救、保护、传播工作。20多年来，越生传媒也一直致力于近代文献的保护。经过多年的前期运作，近代文献保护工程已取得重要进展。据越生传媒董事长寿林芬介绍，该工程目前已搜集各类近代文献史料12万余种，其中，文学卷的诗歌和散文卷首编已于今年9月出版，教育和艺术卷首编也将在今年内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认为，现在市面上已收集的一些近代文献资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文献仍隐藏在未知的角落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也深表赞同：“1840年到1949年间有大量的文献还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比如，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很多抄本不是正式出版的，但这些抄本也是研究历代文献的重要资料，对文化保护事业非常重要。”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则表示：“民国文献近代到底出版了多少是一笔糊涂账，长期以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文献都放在图书馆的好几个书库，甚至不同部门，这些原因阻碍了近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保护工作。”他表示，中国社会变化较大的两个时期就是晚清和改革开放以后，是李鸿章的口中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因此，近代文献是一个亟待挖掘的宝库。

　　由于近代文献保护工程资料收集的难度较大，版本现象复杂，如严复的《天演论》，版本虽然很多，但没有几家图书馆有《天演论》的初版本，因此，虽然近代文献是一个宝藏，但也存在短板。对此，张伟表示: “要保护肯定首选初版本，以后有重大版本也应收纳进去，这样才能看到一本书前后不同的变化。近代的书纸张只有50至70年的使用寿命，一动就面目全非，变化如此之大，也凸显近代文献保护工作的迫切性。”

　　周和平认为，由于文献损坏程度较大，在推动文献的原生性保护工作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全面开展文献普查，发布文献保护的联合目录;二是推进资源共享，包括文献的面世、出版等;三是加强原生性技术研究和数字化功能，建立专题化数据库;四是多渠道开展海外文件征集，促进数字化回归;五是推进文献的整理、出版和利用。 此外，周和平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对此，赵剑英表示认同。“从出版角度讲，推进工程要有健全的机制，首先要纸电同步发展，充分发挥数据库的使用价值，实现出版社和图书馆的良性互动以及学界和出版界的互动，这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将中华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故纸活起来，让文献动起来，让资源用起来。”寿林芬表示。

　　版本繁多编选不是简单保留汇编本

　　保留文脉不是简单地保留一个汇编本，重复出版或抄袭前人，或在不加以审别的情况下，全部囊括其中，而应该和保护文献的概念相对应起来。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立翔认为，文献学研究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但近代以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稀少，文献的不足或者利用不足是一个重大原因。出版社不是简单汇总编选后出版，而是要在进一步研究、认识的前提下进行编选、汇总、出版。他强调，近代文献应该加入近代版本。“其实不同时期的重复出版或者不断再版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一定是在你读了这本书，对它有深入研究后才得出的结论。因此，编选不是简单的事，对于出版社来讲，就像烫手的山芋。”王立翔表示。

　　对于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陈思和希望在保留的内容里看到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反映，包括晚清以来士大夫探讨的问题、西方的游记以及一些对西方观察的文章。“通过这些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足迹。”陈思和说。

　　陈平原则表示，保存哪些内容需要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趣味。“今人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把门槛放低一点，让更多图书纳入保护范围。保存一代文献，乃学者、出版社、图书馆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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