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记上海扬州帮装裱艺术名家费永明_装裱-费永明-上海-艺术-改装

　　作为中国书画文化传承的重要工艺手段，扬州帮装裱艺术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名家辈出，贡献甚巨，但至近世

　　作为中国书画文化传承的重要工艺手段，扬州帮装裱艺术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名家辈出，贡献甚巨，但至近世，由于时代的跌宕起伏，所从业者日益减少，扬州帮装裱业曾一度几近凋零。而身居海上的费永明先生，是扬帮装裱艺术的一代名师严桂荣先生之高足，得其亲炙，也是目前上海扬帮装裱艺术最重要的传人之一。费永明先生的从业经历，可以从中看到装裱艺术这一古老行业的兴衰与发展。

　　一、什么是扬州帮装裱艺术？

　　中国人历来重视书画的教化作用，而书画装裱是决定了书画性命的一件大事，古人称之为“司命”业。中国古代的书画装裱技艺，虽然有着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但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考证，早在晋代以前，书画装裱技术并不成熟，而是到了南朝后才始臻完备。赵朴初说：“书画赖有装裱助，乃能挂壁增光辉。”到了唐代，呈现出繁荣的格局。日本奈良使臣来到我国学习书画装裱，唐太宗亲命张彦远面授技艺，从此我国的书画装裱工艺流传到了日本。

　　现代书画装裱的核心技术，其实也已经很古老，肇始于明代中晚期的扬州。明朝初年，由于元末的战乱，扬州的原住民只有十八户，(注解：《淮扬志》卷八。)而到了明晚期，扬州的人口已达八十多万。这时扬州的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富商巨贾甚多，“新安最盛，关陕、山右、江右次之。”(注解：万历《扬州府志》卷二〇，风物志，俗习。)也就是说，徽商、晋商和陕西等地的富商都聚集在扬州。于是，扬州帮装裱艺术开始中兴。

　　扬州帮装裱这一概念，也就是肇始于明代中晚期的属地扬州。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消费非常普及，特别是扬州周嘉胄的《装潢志》刊行，普及了装裱技术，也极大地推动了书画装裱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装潢志》中了解到，中国书画装裱手艺的扬州帮、苏州帮之分派，就是在晚明，简称扬帮、苏帮。不过，当时的苏帮已经独领风骚。周嘉胄说晚明“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吴中千百之家，求其尽善者，亦不数人。”一方面可见装裱业在晚明的兴盛，一方面也知道，装裱业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也不多见。而扬帮最早的名师出现在清朝。据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极损至千百片，一入叶手，遂为完物。”这段话极为精辟，“仿古装池”四字，旗帜鲜明地标明了扬帮装裱的特点，是擅长揭裱古画。也就是说，不管古旧字画多么破碎不堪，一经扬帮装裱，顿时起死回生，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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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帮与苏帮，始终作为书画装裱的并蒂莲，争相辉耀。到了民国年间，由于上海成为了全国的经济、文化和收藏消费的重镇，于是出现了空前的艺术收藏高峰时期，书画装裱业应运而生，出现了鼎盛时期。据《民国书画断代史》云：即使在遭遇日军沦陷的1942年3月，上海的书画装裱店依旧有100余家，以苏、扬两帮为主，规模较大，还有本帮、广帮等装裱帮派也间杂其中。收藏家的共识是，历史上幸存下来的书画作品，如果不能遇到良工能匠，就会因损坏而被抛弃，隔断历史，所以装裱质量的优劣，实在是名家书画存亡的关键，因此装裱巧匠也被称为“画郎中”。

　　民国间的上海，涌现出一批装裱业的名家高手，以扬帮最为著名者，如刘定之、马老五、周龙昌等。陈巨来说：苏州帮书画装裱的特色是擅长精装，纸、绢画虽数百年而不损也;扬州帮能一经潢治，洁白如新。(注解：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扬州帮最核心的看家本领就是“仿古装池”，真正如同画郎中一般，“包治百病”。

　　陈巨来还介绍说：吴湖帆曾请上海“聚星斋”老板、扬帮装裱师马老五改装自己收藏的明代书法家詹景凤草书作品，由一幅大横幅，改为数条屏。改装完成后，由于马老五不识草书，误将“完”字拆开，所以又进行了第二次改装。虽然经过两次改装，依然做到了改旧如旧，丝毫也不能察觉改装的痕迹。

　　张大千曾赞赏扬帮装裱名师周龙昌说：“此人挖补功夫，已致神出鬼没程度，任何破碎，任何人物、山石、亭子等等，均可东搬西迁，无丝毫破绽可寻也。”他曾经装裱元人五百罗汉白描绢本手卷，从中割取十八尊罗汉像，“再仔细详看，又一无痕迹可寻，绢又一无损伤之形”，“所织之绢又经纬分明，一无剪补之形”。可见扬帮“仿古装池”的水平之高超。

　　上海解放以后，历史发生了转轨。特别是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书画装裱行业在上海迅速枯萎。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装裱名师严桂荣先生似乎已经成为了硕果仅存的一位扬帮装裱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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