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平衡与连结：博物馆变革时期的启示——2017首届香港博物馆高峰论坛摘要_变革-展览-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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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至27日，作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及香港博物馆节的焦点活动之一，以“博物馆新世代”为主题的2017首届“博物馆高峰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高峰论坛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主办，故宫博物院协办，汇聚了来自亚洲、美洲、大洋洲及欧洲等世界知名博物馆及香港本地文化机构的20多位博物馆馆长与专家，展示了变革时期博物馆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对未来的展望策略，吸引了近800位文博领域同仁。

　　论坛在探讨博物馆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时期面临新挑战的一系列议题上展开。随着新型生活方式的重塑，博物馆受到全球环境、世界格局、科技创新、社交媒介等前所未有的外界冲击。它所肩负的文化遗产捍卫者的传统身份不可避免地遭遇一系列变革：建馆理念的转变、运营管理的规范、藏品保护、展览策划的品质、公众期望、信息数据的革新等。

　　在论坛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以“让博物馆文化资源‘活起来’”为议题，与大家分享了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在环境整治、古建修缮、藏品管理、文物修复、人才培养、展览策划、数位化建设、文创产品、公众教育、国际交流及筹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方面的工作成果。这些庞大细碎的项目构建，实质上也是各国博物馆在变革时期对自身需求做出不同侧重的尝试与反映。

　　在变革时期，博物馆对责任感和亲民度的诉求上有了新的关注和提升，这种变化也呈现在论坛各国博物馆的分享中。无论是博物馆从宏观视角的探讨，还是他们过渡性的创新措施，都透过论坛的两个高频词汇得到凸显：平衡与连结。

　　瞬息万变的大时代赋予了博物馆变革性的角色，同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运作模式，以达到多方共赢。可以理解为平衡各种关系的途径，具备实验性和阶段性，以探讨新趋势和发展路向。博物馆以开放的态度接触社会，并尽最大可能避免被简化成仅用来陈列馆藏的工具和场所，已然是班班可考的共识。要在此过程中把握资源不被滥用和消耗，塑造独树一帜的社会品牌形象，并从中获取各种跨界合作的信息资讯。

　　这一点在印度维多利亚纪念馆(Victoria Memorial Hall)馆长、秘书及策展人Jayanta Sengupta在谈及本国范围内的“博物馆运动”中显得尤为突出。印度2007年后涌现了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十年间的变革进程艰辛而缓慢。一方面是大型综合类博物馆如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和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兴建，一方面是另辟蹊径的规模小而独特的主题博物馆的萌芽：如主题为沙漠扫帚和气体泄漏的博物馆。虽然这两方面都试图借助公众和社区推广文化习俗，但始终都在与国家政策、政府官员相斡旋，甚至还需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与各种宗教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地文化以及古印度文明的学科研究间寻求某种平衡。在讲述维多利亚纪念馆变迁史时，馆长阐述了一个藏品故事的“英雄事迹”(实为大屠杀事件)来反观不同历史时期看待藏品的视角，其会随着时代更替而产生微妙的转变，这也是变革时期博物馆在策展理念和释展方式上值得观照和思考的重心。

　　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Moscow Kremlin Museums)总监 Elena Gagarina认为这种平衡也反映在“保卫理性、美和人文主义”上。世界政局紧张、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信仰冲突、局部战争，使文明价值、历史文化遗迹、民族特性处于危险的境地。博物馆在筛选国际交流展览的趋向，需要对野蛮、无知和狭隘的认知有所取舍和阻隔，选择更多来自于不同文化内涵的藏品，以获得相对公平的尊重、认可、共鸣和艺术影响力。

　　这种“相对”而言的平衡，并非不作为。在此次论坛上有近七成的博物馆，选择尝试通过繁冗庞杂的改扩建馆舍修缮项目，以应对变革时期的到来。其中最具前瞻性的当属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长达十余年、耗资3.7亿欧元才竣工的修缮计划。展览经理Tim Zeedijk 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强调，“改造”的出发点来源于对藏品的负责。这些细节体现在改善白墙的空洞感、迷宫般的空间布局、2003年至2006年间藏品修复中心的落地、三年庭院设计、地下扩展空间建筑装饰的保护、串联五个研究部门的“时间走廊”故事线撰写等等，甚至要求策展人减少展品以更集中表达展览主题，或是将老一辈与现代人之间如何产生关联空间的时间轴分布难题交由西班牙和法国建筑师团队共同探讨解决，或是不遗余力通过运营手段以一张把床放置于伦勃朗画作前平躺欣赏的新闻照推广展览宣传……这些看似苛求的方式，却形成博物馆非常“荷兰”的独特气质，赢得欧洲年度最佳、工程设计类国际标准的美誉。

　　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亚洲区藏品策展人、教授Jane Portal谈及正在修缮的何鸿卿东方文物厅工程获得了慈善基金的慷慨捐款，后将被命名为何鸿卿爵士中国与南亚厅，并新增一处关于中国和南亚的叙述，将故事延续至今。未来展览趋势会更注重全新的释展、照明和设计能力，运用新技术，都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丰富的馆藏。

　　同样处于新址建设的香港艺术馆总馆长谭美儿提出问题：策展过程中的馆方，该如何培养视觉素养，并酝酿出更为新颖的认知方法?面对当下全球国际性城市趋同的现状，如何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下传播知识的同时仍保持独特性?

　　这些积极直接的细节探讨贯穿于整个论坛的问答环节：譬如，公众与博物馆间的互动体验是否过度而收效甚微;展览语言是否有专业人士和普通人士的界定;众筹、定制化服务、文创产品研发等市场行为是否可作为博物馆主要运营方式;专业素养和人才培训问题是否必要……与会者向论坛演讲者提出的各类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博物馆与各类项目创新合作的连结过程，也是未来“博物馆+”概念的核心表述。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馆长Michael Dixon以“自然界解密——自然历史博物馆在21世纪的角色”为议题开启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对数字技术运用的思考。源远流长的馆藏历史背景，使数字化的研发必须兼顾关联藏品与重大科学理论的内容，更能挖掘出一般展品有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而不受地域或时间分布的制约。如大量收集的蝴蝶、蛾类标本，将其与气候变化的数据建立关联，甚至能促发对未来预测的思考;通过血吸虫病的寄生方式，也可从数据中得到现代医学的实际解决线索。而这些打破旧有陈列思维的尝试，可以在展览策划中得以同步呈现。在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一个世界”的项目和更多关注人道主义的研究课题、线上开放的公众服务，预示着推行藏品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

　　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Science Museum Group)总监兼行政总裁Ian Blatchford持有不同观点：这个新时代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他分享了大量策展理念构思新颖的展项：数学家与赔率问题、环保团体VS.石油公司、闹出笑话的大数据、BBC合作项目等等。虽然展览有了数字化的介入，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地气，但其高昂的投资成本、普通公众参与的无力感以及对真正科学进步还是炒作的质疑，变成亟待改善的新问题。与之相较的加拿大北方科学馆(Science North)总监Guy LABINE的经验分享，则选择了独特而大胆的新挑战：一袭“蓝袍”工作服拉近了公众与工作人员、真正的科学家之间的距离，科学馆更像一个实验室，馆方针对多样化的受众群体、亲子团体，探索各种类型以公众视角为主的数字化展项：绵羊穿橡胶雨鞋体验气候变化、信不信由你、密室逃脱等，并认为提升参与度最重要的目的是激发冒险心和不要失去犯错的勇气。

　　作为近期热议人物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馆长Thomas P. Campbell在“从模拟化和数码化的博物馆体验之间取得平衡”的议题上思考得更为深远。博物馆一直试图尝试通过多种新颖多元的数字化革新方式与公众沟通互动，那些信息时代的后遗症和消极作用也被博物馆一并吸纳。资源的浪费和无效损耗，到底是应该追随还是适可而止?太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因素使公众失去了关注物件本身的好奇心和耐心，他们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探寻真相，因为互联网就能解决一切。面对即将迎来3D技术革命的冲击，博物馆更重要的考量是思考如何从呈现真实物件和利用数字资源诠释物件之间获得适度的平衡。

　　这一方面，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自2014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智慧博物馆”项目建设探索。他认为，博物馆信息化、数字化与智慧化并不是博物馆的全部。新趋势需要博物馆人将“+”的视野看得更广。正如香港M+博物馆行政总监Suhanya Raffel和澳门博物馆馆长吕志鹏更关注的是文化机构与在地社区的关系，让文化在生活与展示中双轨发展，成为展现、演绎、活化的场所。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馆长兼总监许杰和史密森尼学会弗瑞尔艺廊及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策展人Jan Stuart则表达了更多放眼亚洲视野的情怀。此前不被重视的一些博物馆研究方向如运营管理、展陈视觉设计、内容释展设计、社区设计等一系列新领域在变革时期突显出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18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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