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现场
2018年9月30日上午10点，由广东省博物馆与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广东省博物馆承办的“古蜀宝藏——四川文物精品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汇聚了四川博物院、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四川省内多家文博单位的210件珍贵文物，堪称史上最强的古蜀珍宝大展。展览在规模、展品质量和数量方面都体现了四川省馆际交流展的最高水平。
开幕式现场
古蜀文明，是以族属命名的中国古代文明源流之一。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该文明可分为三星堆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时期和青羊宫文化时期，时间范围分别为公元前18世纪初至公元前12世纪中叶、公元前12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
展览现场
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中出土的人像、头像等造型奇异的青铜器，以及面具、动物形饰等制作精美的金箔制品震惊海内外。本世纪初金沙遗址发现后，太阳神鸟金箔片、青铜立人、石虎、石人等重要文物的陆续现世，以及大量礼仪性玉器、青铜器埋藏坑的揭露，将古蜀文明光辉的历史展现于世人面前。属于古蜀时代晚期的青羊宫文化遗物是本次展览的亮点，它们或五五成组，或两两成对，展示了一个古蜀时代特有的青铜礼器组合，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来看，足可彰显古蜀文明末期恢弘磅礴的王者之气，墓主应是一代蜀王。展览中重点呈现的这组王之遗物，也是目前考古发现规格最高的古蜀遗珍。本展览由三星堆、金沙遗址彭州竹瓦街青铜窖藏、新都马家木椁墓、春秋战国时期船棺葬等古蜀文化遗存按照时空顺序串联起来，形成了古蜀文化灿烂的图景。
部分展出文物
目前为止，“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关于古蜀文化，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感叹古代蜀国的神秘莫测，早在唐代，关于古蜀文化的记忆已经非常朦胧了。古蜀文明还未发现确实的文字资料，只有远古的传说中存在着草蛇灰线般的线索。令人欣喜的是，考古出土的大量遗物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去了解这一神秘而又辉煌的文明。从造型特异的青铜面具、头像，宛如现代剪影的太阳神鸟，在令人惊叹之余，它们也在诉说着古蜀人独特的审美;而出土的青铜礼器，又暗示了古蜀文明并不闭塞，而是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与交流。
嘉宾合影
本次展览，呈现一个鲜活的古蜀文明，让观众感受其悠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并从一个侧面观览到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般多彩多姿的发展历程。
据悉，本次展览至持续至11月18日。
重点文物
青铜纵目面具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宽138厘米，通高66厘米
面具呈方型，倒八字形刀眉，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翅状的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耳尖部呈桃尖状;鹰钩鼻，鼻翼呈旋涡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角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下颌前伸，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面具线条流畅优美，轮廓清晰明快，体现出灵动的美感，其超现实的造型又透露出神秘肃穆，威严大气，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高42.5，头纵径14.5，横径12.6，宽20.5厘米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分平顶和圆顶两型。其人头像造型与未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造型大体相同，金面罩是用金块捶揲成金皮，然后依照人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颐，左右两侧罩耳，耳垂穿孔，眼眉镂空，面罩与人头像的黏合方法，系用生漆调和石灰作为黏合剂，将金面罩贴于铜头像上，整件人头像金光熠熠、耀人眼目，尊严高贵，气度非凡。
青铜爬龙柱形器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高41，宽18.8，最大径9厘米
这件柱形青铜器上有一只趴于顶端的龙，龙首有盘卷的大犄角，龙口大张，颏下有须，龙身、尾垂于柱侧方，两后爪攀附在柱侧。残器的龙与柱身构思巧妙，颇有生态。这只盘角长须的龙，在同时期的青铜文明中十分罕见，应是古蜀文明独有的艺术创建，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有专家认为，它是修饰华美的权力之器。
铜太阳形器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直径85，阳部直径28，高6.5厘米
器物构型至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作安装固定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的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铜尊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高31.7，肩径25.7，口径34，腹径29，圈足径20厘米
方唇，斜沿，喇叭口，束颈，颈较短，斜平肩，直腹，下腹成弧形内手，平底，高圈足。颈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铸三牛头，牛头间为云雷纹组成的夔龙纹。腹部纹饰为上、下两层。上层饰云纹一周;下层为云雷纹组成的双身兽面纹，空隙处填以刀羽状云雷纹圈足上端有三个长方形镂孔，中心为云雷纹组成的双身寿面纹，下侧近缘处有六个圆形镂孔。出土时器表涂朱。
小金面具
晚商至西周
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出土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长4.89，宽0.03，高3.6厘米
人像圆脸圆颐，下颌宽圆，耳朵外展，耳廓线清晰，耳垂上有孔，但孔未穿通。眉毛呈弧形向下弯曲，梭形双眼镂空，鼻梁高直，鼻翼与颧骨线相连，大嘴镂空成微张的形状，面部略呈笑意。器表作抛光处理，内壁则较为粗糙，其可能是包贴于青铜人面像上，或者其他材质。
实物：石跪坐人像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出土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高17.4厘米
金沙遗址中现已出土的石跪坐人像计12件。石质以蛇纹石化橄榄岩和蛇纹石化大理岩为主。经调查，蛇纹石岩的最近产地可能就在成都平原西北边沿彭州山区一带。这类人像造型大致相似，它们的脸形方正瘦削，颧骨高凸，高鼻梁，大鼻头，大嘴巴，耳朵还有穿孔。都是赤身棵体，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他们的发式也非常奇特，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两侧修剪得极短并还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在腰间。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
铜眼形器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出土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长25.3，宽9.1，高5，厚0.16厘米
此文物外形似鸟，器身前端向下弯曲成勾啄状，中部略宽，后端上翘。瞳孔、眼角及眼形器的周缘均为墨绘。商周时期古蜀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鸟形、眼形文物，该件铜眼形器把古蜀人鸟崇拜和眼睛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应该有着极为特别的意义。
“覃父癸”觯
西周(前1046―前771)
彭州竹瓦街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通高13.7厘米，口径9.2×7.6厘米
十二桥文化时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武王伐纣并建立周王朝。据《尚书•牧誓》记载，巴蜀之师参与了灭商的战争，是古蜀文明跨出四川盆地，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的记录。四川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窖藏出土的“覃父癸”觯，为中原地区铸造的有铭青铜器，其在彭县竹瓦街出土，当是武王伐纣时由从征的蜀人所携回。
邵之飤鼎
战国(前475—前221)
成都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通高26厘米，口径22厘米，腹径25厘米
此鼎因盖内有“邵之飤鼎”4字铭文，故名。该鼎整器铸造精美，形制特征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铜鼎基本相同，从铭文风格和形制特点表现出来浓郁的楚文化风格。
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
战国(前475—前221)
成都百花潭
四川博物院藏
口径13.4厘米，高40厘米
此壶身满饰嵌错图案，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图，中层为宴乐弋射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这件铜壶在壶身上展现的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技法，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器装饰艺术新技法、新格局的代表。
带盖双耳鍪
战国(前475—前221)
成都羊子山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通高43，腹径37厘米
青铜鍪是巴蜀文化的创制，约在春秋战国之际起源于巴蜀地区，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类器物。秦并巴蜀后，青铜鍪被秦文化吸收，并随秦国的武力扩张向各地传播。青铜鍪的传播过程，是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侧影。
虎纹青铜戈
战国(前475—前221)
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通长25.3、胡长8、阑宽13.6厘米
此戈援与内相接处，正反两面均饰浮雕虎首，虎首向锋作张口露齿状，虎身阴刻于内上，头身比例悬殊。胡两面均铸有巴蜀图语，脊上侧阴刻巴蜀图语一行，脊下侧正反两面均浮雕逗号状符号一组四个。此件铜戈之上既可见象形符号，也可见抽象符号，又可见二者的复合符号，一件戈上复合出现多种类型的巴蜀图语，实属罕见。
双鞘铜剑
战国(前475—前221)
茂县南新镇牟托村1号石棺墓出土
茂县羌族博物馆藏
剑长32厘米，剑宽3.7厘米，鞘长24.4厘米，鞘宽12.2厘米
1992年茂县牟托村一号石棺墓出土。出土时鞘内只插一剑，剑身包裹二层红色丝织细薄纱绢。同类型的带鞘剑在四川的其他地方也有出土，它们多出自战国土坑墓，是具有浓厚地方风格的巴蜀兵器。石棺葬文化中首次出土，说明石馆葬文化应吸收了蜀文化的因素，或石馆葬文化本身就是蜀文化系统的地方性分支文化，为研究石棺葬文化与蜀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成都”铭虎纹青铜矛
战国末期秦(前475-前221)
雅安市荥经县古城村战国晚期船棺葬墓群一号墓出土
雅安市博物馆藏
通长21.9厘米，宽3.1厘米，銎径2.8厘米
荥经出土的“成都”铭铜戈，上面铸有“成都”的秦文字，同时也铸有巴蜀图语中常见的虎纹，是秦并巴蜀后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相融合最好的实物证据。
青川木牍
战国(前475-前221)
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出土
青川县文管所藏
秦并巴蜀后，秦国在古蜀故地推行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的农耕政策，按《秦田律》统一规范田亩面积的大小，还因地制宜，根据巴蜀地区的气候特征，规定芟除杂草、整治道路、修缮桥梁、兴修水利等基础建设的时限。青川木牍的正面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则为与该法律履行有关的记事。这是目前发现的四川地区最早的农田水利政府文告，是大规模开发四川地区的珍贵历史见证物。也是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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