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
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刚刚公布的2021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这道出了国内疫情零星反复与全球疫情严峻的当下，全球博物馆行业的未来之路任重而道远。
作为“2020·嬗变之年”回顾与总结的首篇，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博物馆，总结博物馆在2020年的趋势，既有疫情之下博物馆纷纷闭馆与倒闭的惋惜，也有因疫情加快的“智慧”新业态的积极意义。
2020部分VR展览
这一年，针对文物工作，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36次。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部际协调机制正式建立，《文物保护法》修订，地方文物管理机构编制，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成立元年工作扎实，考古+科技提上日程……
这一年，是博物馆行业在传播层面真正拥抱互联网的关键一年，直播、短视频、在线展等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真正被博物馆接受。
博物馆自身面对新事物态度的转变，文物部门政策的倾斜，财政部门真金白银的助力。
总体而言，在这特殊的一年，博物馆行业的诸多变化可圈可点。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疫情期间各地博物馆积极拓展“云展览”“云考古”“云直播”“云讲堂”等文博服务新业态，并推出2000余个在线展览项目和云教育活动。
而作为这种新业态前提与基础的“文物数字化”体系，其现状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为此，我们访问了多位博物馆数字化工作者，试图一探“文物数字化”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展厅
北京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
天津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系统
文物数字化现状如何？
“这几年来，文物数字化在博物馆行业逐渐深入人心。但据我所知，已经体系化展开文物数字化工作的，可能主要集中在几十家头部博物馆，尤其是一级博物馆中的省级博物馆”，国内从事文物数字工作多年的韩先生说道。
据韩先生介绍，数字化工作走在前面的依然是故宫、国博等重点大馆，无论从资金支持、文物数字化深度广度，还是采集与运用等方面都步入体系化。省市级博物馆在近一两年内陆续开启相关工作，并发布阶段性成果，程度深浅不一。而地方二三级博物馆，在面对博物馆的数字化话题时，则较为懵懂，有的是零散开展（如从“几百件”“一批”开始），也有的根本不知如何下手。
目前，已经发布阶段性文物数字化成果的博物馆也主要集中于重点博物馆，艺术头条统计了部分博物馆的公开数据：
国内部分重点博物馆公开数字文物情况，以及有公开报道的已采集文物数据 （制图：艺术网、艺术头条）
从目前博物馆数字化文物与馆藏总量占比来看，即使走在前端的博物馆，相对于馆藏总体文物数量而言，依然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更何况还有踌躇于起跑线上的更多博物馆。
资金有限的博物馆 也要跟上新科技的步伐
科技与信息化，需要大量资金支撑。而目前国内博物馆的运营机制，决定了资金投入是“文物数字化”面临的首要问题。
“据我们的大体测算，政府给予文博领域年度53个亿的财政补助，可能大部分会用来实体文物保护，大约有8%的比例会运用于数字化工作”，韩先生接着说道。
财政部公布文物保护、博物馆图书馆免费开放及地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补助
韩先生介绍，在这约8%的资金中，也包括信息化体系的总体搭建等方面，涉及文物数字化内容采集的可能只占一部分。据艺术头条了解，此前国家文物局按8+3共11家博物馆进行第一轮资金划拨，此后也有多家博物馆成功申报国家文物局文物数字化保护专项。
从拨款数字来看，单笔资金数额并不小，项目经费从几百万到上千万数额不等，但同时由于目前的技术现状，单件文物采集成本很高。
现状即是：看似动辄数百上千万的项目，实际能完成的博物馆文物数量或许仅仅是数百数千件，这对于动辄拥有十几万数十万件藏品的博物馆来说，是最大痛点。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招标项目，2019年09月，我过某国字头博物馆发布了预算为252万元人民币的项目，完成700件馆藏文物三维数字化工作；2020年6月30日发布了该博物馆“复杂藏品三维数据采集项目”，480万元预算需完成约600件复杂藏品三维数字化工作与10000张馆藏藏品二维影像处理工作。
2020年11月，河北省某市级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项目预算为300万元，完成187件立体文物的三维数据采集及模型制作，28件平面文物高清数据采集与制作，并需要完成文物数据安全存储和应用配套设施部署安装调试。
艺术头条总结了近30个采购招标项目，大多是以数百件为一个批次，或是挑选部分重点文物、特色文物作为采集对象。从招标项目的成本核算来看，单件平面文物二维采集价格从近百元到数百元，而单件立体文物的采集价格则大多集中于数千元至万元以上。
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在博物馆采购项目中发现，2019年以来，各级博物馆申请文物数字化采集的项目明显增多。
也有博物馆反应：“如果采用当下最为先进的技术去完成立体藏品的三维采集，可以直接运用到3D打印的那种技术的话，我们收到的报价是1.5万元一件。”
据韩先生近些年来负责数据文物采集的工作经验来看，当下文物采集的价格的确在这个区间：“文物采集的报价在目前看来更多的是成本核算逻辑，比如我们和某家博物馆的合作，项目总金额在数百万元，涉及平面文物数万件，我们可以支持一个团队在博物馆持续工作很久，核算成本下来，可能单件平面文物的成本在1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只有几十件文物，我就需要核算人员差旅、设备损耗等，单件文物的采集成本肯定要高很多。”
他也坦言，在当下技术现状之下，的确器物类文物的采集成本是高很多的，尤其是现在博物馆要求以最新的技术完成扫描，并且信息化发展的当下，也要支持3D打印技术，单件文物360度无死角的扫描，3D图像人工合成等技术的确耗费人力，所以目前大部分器物类文物的扫描价格偏高，甚至是平面文物的数十倍。
“但是该做还是做呀！”某一级博物馆负责数字化的李老师如此感慨，即使资金有限，但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工作，即使每年的拨款只能做数百件，与馆内的几十万件文物相比或许只是千分之一的比例，那就从馆内收藏的重点文物、脆弱的文献文物开始。
在谈及博物馆的这个顾虑时，多年从事文物数字化采集工作、文化集团艺术数据业务常务副总经理赵永昌则保持乐观：“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文博单位的职责就是保护文物、以文物为主要载体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而数字化既可以作为文物修复的依据，又可以更好地传播文化，扩大博物馆及文物的影响力。如果馆内预算有限，大可以从镇馆之宝开始，再到特色文物，再到一般文物。我们需要相信的是，只要数字化工作做得好，国家也会持续给予支持。”
首都博物馆数字文物
行业标准是什么？博物馆的踌躇
当然资金也并非是唯一棘手的问题，多年来行业专家不断呼吁的“采集标准的问题”，这也成为文物数字化从业者反馈频率较高的核心问题。
“大家都想让自家博物馆使用到最先进的技术，这是肯定的”，李女士坦言，“但是到目前为止，文物数字化的国家以及行业标准都是比较缺乏的，此前也有统一标准，但放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尤其是三维数字化规范的出台是急需的。”
“虽然我每年获批的馆内资金有限，要把馆内的文物采集完，可能要等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了，但是十几年之后，我今天的采集技术还适用于当时吗？这也是我们目前经常在探讨的话题。”这是一位博物馆信息化部门负责人的疑惑，他表示，这也是全国博物馆信息化工作人员客观存在的疑问。
这也是很多博物馆在行动时十分踌躇的直接原因：“其实大多数从业者对数字化的技术都不是很了解，加上这一块并没有业内统一产品、价格标准，导致馆内在跟第三方合作的时候，也十分被动。馆内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孔子博物馆数字文物库
统一的文物数字化采集标准，这是已经开展和还未开展文物数字化文物单位共同的呼吁。几年来，也有人大代表不断提出“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的提案。
涉及到更细节的话题，则是文物的采集镜头、数字文物的文件大小、储存方式、数字文物分类方法千差万别，这对未来的文博数字化的统一管理亦是很大的挑战。
最近的好消息来自于2020年9月，由北京市文物局发布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文物三维数字化技术规范-器物》初稿，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此意见由故宫博物院从2018年10月开始牵头起草。
《文物三维数字化技术规范-器物》初稿
规范中的“现行标准”一栏明确指出：“目前，对于馆藏文物的三维数字化，尚无公布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该规范从器物三维数字化的基本要求、技术方法、工作准备、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成果制作、成果提交等方面，就总体技术要求、具体技术指标、工作流程、作业要求、质量控制、成果检查等做了规范。
与二维馆藏文物相关的具体标准，则是在2014年，科技部批复设立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研究与示范》项目，研究制订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框架标准，核心元数据标准，以及可移动文物（以书画与青铜器为例）和不可移动文物（以石窟寺为例）信息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服务和交换标准等共87项。
《文物三维数字化技术规范-器物》初稿
这给当下还在迷茫中的全国博物馆同仁们有力的参考。当然，国内公立博物馆的所有文物都属国家所有，国内文物数字化规范的全国、行业总体标准依然急需建立。
在与部分地方县级市博物馆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此类博物馆甚至此前都没有申请过数十万的项目，而文物数字化项目几十万金额起步的项目对于他们来说，算是前所未有的大项目。
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小馆捧着手里的几十万，肯定不会像重点大馆支出百万那么容易做决断。他们的迟疑在于数字化产品价格与技术是否匹配？应用技术是否先进？
山西博物院数字文物库
数字化之后，数字的运用与保护又是一个难题
“国家文物局拨发的经费只是数字化采集，采集之后，要转换或在平台储存，则需要博物馆另外调动资金。”数字化成果完成之后，数据的储存、安全和运用，同样是一等难事。
据艺术头条对博物馆数字化招标项目的统计，2020年的项目经费申请中，部分机构已经将数据储存与运用的费用纳入其中，但并非所有机构都有经验。
“我们花了大价钱在采集上，最后得到的只是硬盘。不仅日常使用很麻烦，也很容易出现硬盘丢失、文件泄露的风险。”没有统一的数字储存平台，馆内又没有相应资金储存、转换数字化文物，这样的烦恼，地方博物馆更多一些。
天津博物馆文物数字库
相对而言，具有实力的博物馆则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种是在博物馆内部设立专门的“信息化”部门，通过购买专业储存和应用设备、扩展博物馆编制等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选择与行业内的头部数据采集企业合作，将文物采集、数字化储存、处理与应用等方面与第三方合作。
文化集团艺术数据业务常务副总经理赵永昌认为，文物等数字化储存管理目前确实没有统一平台，但要解决并不是一件难事，文博单位既可以依托所在地的“政务云”系统，目前行业里的头部企业例如，也会提供数据存储的“云托管”。
赵永昌还认为，数字资料的泄露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相较文物的原始管理方法，这一风险要小得多。“文物的原始管理方法——库房，每次印刷图录或举办活动，都需要从库房拿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存取可能损坏文物外，人员的反复进出对文物安全也有风险。数字化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其泄露虽有风险，但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湖北省文物数字库
【后记】
“博物馆的痛点是不清楚数字化怎么做，而我们的痛点则是有些馆不找我们做”，赵永昌倾听了博物馆的诸多疑虑之后认为，很多问题在有限的条件内，是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目前国家文化产业大数据联盟等国家牵头的项目也正在筹建标本库、基因库和素材库，其中数据来源基础便是文物采集的数据，如果不立刻开始数字化，当需要本馆填充数据时，很容易处于被动地位。未来市场端，走在数字化前边的博物馆，数字资源已经在创造价值。此外，作为服务端，文化集团也在积极改进服务，降低采集成本，提高采集效率。
就文物数字化遭遇当下的棘手问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博物馆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像是早年，每家博物馆开启的文物盘点和梳理都是一项大工程，博物馆人们也都是一件一件清点、记录、录入，如今那代人很多已经退休了，但是才有了我们今天方便的检索、管理与查询。文物数字化工作或许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或许当十几二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今天的工作和开端，对未来博物馆事业和社会带来的价值，即使是很浩大也很繁琐，肯定是值得的。”
（注：文中所提姓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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