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2020·嬗变之年|博物馆文物数字化:紧迫中前行还是踌躇?_博物馆-嬗变-布达拉宫-故宫博物院-数字化--采集-项目-工作

编辑:李家丽 来源:雅昌
 
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刚刚公布的2021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这道出了国内疫情零

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

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刚刚公布的2021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这道出了国内疫情零星反复与全球疫情严峻的当下,全球博物馆行业的未来之路任重而道远。

作为“2020·嬗变之年”回顾与总结的首篇,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博物馆,总结博物馆在2020年的趋势,既有疫情之下博物馆纷纷闭馆与倒闭的惋惜,也有因疫情加快的“智慧”新业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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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部分VR展览

这一年,针对文物工作,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36次。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部际协调机制正式建立,《文物保护法》修订,地方文物管理机构编制,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成立元年工作扎实,考古+科技提上日程……

这一年,是博物馆行业在传播层面真正拥抱互联网的关键一年,直播、短视频、在线展等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真正被博物馆接受。

博物馆自身面对新事物态度的转变,文物部门政策的倾斜,财政部门真金白银的助力。

总体而言,在这特殊的一年,博物馆行业的诸多变化可圈可点。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疫情期间各地博物馆积极拓展“云展览”“云考古”“云直播”“云讲堂”等文博服务新业态,并推出2000余个在线展览项目和云教育活动

而作为这种新业态前提与基础的“文物数字化”体系,其现状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为此,我们访问了多位博物馆数字化工作者,试图一探“文物数字化”的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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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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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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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系统

文物数字化现状如何?

“这几年来,文物数字化在博物馆行业逐渐深入人心。但据我所知,已经体系化展开文物数字化工作的,可能主要集中在几十家头部博物馆,尤其是一级博物馆中的省级博物馆”,国内从事文物数字工作多年的韩先生说道。

据韩先生介绍,数字化工作走在前面的依然是故宫、国博等重点大馆,无论从资金支持、文物数字化深度广度,还是采集与运用等方面都步入体系化。省市级博物馆在近一两年内陆续开启相关工作,并发布阶段性成果,程度深浅不一。而地方二三级博物馆,在面对博物馆的数字化话题时,则较为懵懂,有的是零散开展(如从“几百件”“一批”开始),也有的根本不知如何下手。

目前,已经发布阶段性文物数字化成果的博物馆也主要集中于重点博物馆,艺术头条统计了部分博物馆的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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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重点博物馆公开数字文物情况,以及有公开报道的已采集文物数据 (制图:艺术网、艺术头条)

从目前博物馆数字化文物与馆藏总量占比来看,即使走在前端的博物馆,相对于馆藏总体文物数量而言,依然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更何况还有踌躇于起跑线上的更多博物馆。

资金有限的博物馆  也要跟上新科技的步伐

科技与信息化,需要大量资金支撑。而目前国内博物馆的运营机制,决定了资金投入是“文物数字化”面临的首要问题。

“据我们的大体测算,政府给予文博领域年度53个亿的财政补助,可能大部分会用来实体文物保护,大约有8%的比例会运用于数字化工作”,韩先生接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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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公布文物保护、博物馆图书馆免费开放及地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补助

韩先生介绍,在这约8%的资金中,也包括信息化体系的总体搭建等方面,涉及文物数字化内容采集的可能只占一部分。据艺术头条了解,此前国家文物局按8+3共11家博物馆进行第一轮资金划拨,此后也有多家博物馆成功申报国家文物局文物数字化保护专项。

从拨款数字来看,单笔资金数额并不小,项目经费从几百万到上千万数额不等,但同时由于目前的技术现状,单件文物采集成本很高。

现状即是:看似动辄数百上千万的项目,实际能完成的博物馆文物数量或许仅仅是数百数千件,这对于动辄拥有十几万数十万件藏品的博物馆来说,是最大痛点。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招标项目,2019年09月,我过某国字头博物馆发布了预算为252万元人民币的项目,完成700件馆藏文物三维数字化工作;2020年6月30日发布了该博物馆“复杂藏品三维数据采集项目”,480万元预算需完成约600件复杂藏品三维数字化工作与10000张馆藏藏品二维影像处理工作。

2020年11月,河北省某市级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项目预算为300万元,完成187件立体文物的三维数据采集及模型制作,28件平面文物高清数据采集与制作,并需要完成文物数据安全存储和应用配套设施部署安装调试。

艺术头条总结了近30个采购招标项目,大多是以数百件为一个批次,或是挑选部分重点文物、特色文物作为采集对象。从招标项目的成本核算来看,单件平面文物二维采集价格从近百元到数百元,而单件立体文物的采集价格则大多集中于数千元至万元以上。

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在博物馆采购项目中发现,2019年以来,各级博物馆申请文物数字化采集的项目明显增多。

也有博物馆反应:“如果采用当下最为先进的技术去完成立体藏品的三维采集,可以直接运用到3D打印的那种技术的话,我们收到的报价是1.5万元一件。”

据韩先生近些年来负责数据文物采集的工作经验来看,当下文物采集的价格的确在这个区间:“文物采集的报价在目前看来更多的是成本核算逻辑,比如我们和某家博物馆的合作,项目总金额在数百万元,涉及平面文物数万件,我们可以支持一个团队在博物馆持续工作很久,核算成本下来,可能单件平面文物的成本在1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只有几十件文物,我就需要核算人员差旅、设备损耗等,单件文物的采集成本肯定要高很多。”

他也坦言,在当下技术现状之下,的确器物类文物的采集成本是高很多的,尤其是现在博物馆要求以最新的技术完成扫描,并且信息化发展的当下,也要支持3D打印技术,单件文物360度无死角的扫描,3D图像人工合成等技术的确耗费人力,所以目前大部分器物类文物的扫描价格偏高,甚至是平面文物的数十倍。

“但是该做还是做呀!”某一级博物馆负责数字化的李老师如此感慨,即使资金有限,但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工作,即使每年的拨款只能做数百件,与馆内的几十万件文物相比或许只是千分之一的比例,那就从馆内收藏的重点文物、脆弱的文献文物开始。

在谈及博物馆的这个顾虑时,多年从事文物数字化采集工作、文化集团艺术数据业务常务副总经理赵永昌则保持乐观:“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文博单位的职责就是保护文物、以文物为主要载体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而数字化既可以作为文物修复的依据,又可以更好地传播文化,扩大博物馆及文物的影响力。如果馆内预算有限,大可以从镇馆之宝开始,再到特色文物,再到一般文物。我们需要相信的是,只要数字化工作做得好,国家也会持续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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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数字文物

行业标准是什么?博物馆的踌躇

当然资金也并非是唯一棘手的问题,多年来行业专家不断呼吁的“采集标准的问题”,这也成为文物数字化从业者反馈频率较高的核心问题。

“大家都想让自家博物馆使用到最先进的技术,这是肯定的”,李女士坦言,“但是到目前为止,文物数字化的国家以及行业标准都是比较缺乏的,此前也有统一标准,但放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尤其是三维数字化规范的出台是急需的。”

“虽然我每年获批的馆内资金有限,要把馆内的文物采集完,可能要等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了,但是十几年之后,我今天的采集技术还适用于当时吗?这也是我们目前经常在探讨的话题。”这是一位博物馆信息化部门负责人的疑惑,他表示,这也是全国博物馆信息化工作人员客观存在的疑问。

这也是很多博物馆在行动时十分踌躇的直接原因:“其实大多数从业者对数字化的技术都不是很了解,加上这一块并没有业内统一产品、价格标准,导致馆内在跟第三方合作的时候,也十分被动。馆内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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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博物馆数字文物库

统一的文物数字化采集标准,这是已经开展和还未开展文物数字化文物单位共同的呼吁。几年来,也有人大代表不断提出“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的提案。

涉及到更细节的话题,则是文物的采集镜头、数字文物的文件大小、储存方式、数字文物分类方法千差万别,这对未来的文博数字化的统一管理亦是很大的挑战。

最近的好消息来自于2020年9月,由北京市文物局发布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文物三维数字化技术规范-器物》初稿,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此意见由故宫博物院从2018年10月开始牵头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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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三维数字化技术规范-器物》初稿

规范中的“现行标准”一栏明确指出:“目前,对于馆藏文物的三维数字化,尚无公布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该规范从器物三维数字化的基本要求、技术方法、工作准备、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成果制作、成果提交等方面,就总体技术要求、具体技术指标、工作流程、作业要求、质量控制、成果检查等做了规范。

与二维馆藏文物相关的具体标准,则是在2014年,科技部批复设立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研究与示范》项目,研究制订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框架标准,核心元数据标准,以及可移动文物(以书画与青铜器为例)和不可移动文物(以石窟寺为例)信息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服务和交换标准等共8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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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三维数字化技术规范-器物》初稿

这给当下还在迷茫中的全国博物馆同仁们有力的参考。当然,国内公立博物馆的所有文物都属国家所有,国内文物数字化规范的全国、行业总体标准依然急需建立。

在与部分地方县级市博物馆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此类博物馆甚至此前都没有申请过数十万的项目,而文物数字化项目几十万金额起步的项目对于他们来说,算是前所未有的大项目。

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小馆捧着手里的几十万,肯定不会像重点大馆支出百万那么容易做决断。他们的迟疑在于数字化产品价格与技术是否匹配?应用技术是否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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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数字文物库

数字化之后,数字的运用与保护又是一个难题

“国家文物局拨发的经费只是数字化采集,采集之后,要转换或在平台储存,则需要博物馆另外调动资金。”数字化成果完成之后,数据的储存、安全和运用,同样是一等难事。

据艺术头条对博物馆数字化招标项目的统计,2020年的项目经费申请中,部分机构已经将数据储存与运用的费用纳入其中,但并非所有机构都有经验。

“我们花了大价钱在采集上,最后得到的只是硬盘。不仅日常使用很麻烦,也很容易出现硬盘丢失、文件泄露的风险。”没有统一的数字储存平台,馆内又没有相应资金储存、转换数字化文物,这样的烦恼,地方博物馆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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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文物数字库

相对而言,具有实力的博物馆则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种是在博物馆内部设立专门的“信息化”部门,通过购买专业储存和应用设备、扩展博物馆编制等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选择与行业内的头部数据采集企业合作,将文物采集、数字化储存、处理与应用等方面与第三方合作。

文化集团艺术数据业务常务副总经理赵永昌认为,文物等数字化储存管理目前确实没有统一平台,但要解决并不是一件难事,文博单位既可以依托所在地的“政务云”系统,目前行业里的头部企业例如,也会提供数据存储的“云托管”。

赵永昌还认为,数字资料的泄露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相较文物的原始管理方法,这一风险要小得多。“文物的原始管理方法——库房,每次印刷图录或举办活动,都需要从库房拿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存取可能损坏文物外,人员的反复进出对文物安全也有风险。数字化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其泄露虽有风险,但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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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数字库

【后记】

“博物馆的痛点是不清楚数字化怎么做,而我们的痛点则是有些馆不找我们做”,赵永昌倾听了博物馆的诸多疑虑之后认为,很多问题在有限的条件内,是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目前国家文化产业大数据联盟等国家牵头的项目也正在筹建标本库、基因库和素材库,其中数据来源基础便是文物采集的数据,如果不立刻开始数字化,当需要本馆填充数据时,很容易处于被动地位。未来市场端,走在数字化前边的博物馆,数字资源已经在创造价值。此外,作为服务端,文化集团也在积极改进服务,降低采集成本,提高采集效率。

就文物数字化遭遇当下的棘手问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博物馆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像是早年,每家博物馆开启的文物盘点和梳理都是一项大工程,博物馆人们也都是一件一件清点、记录、录入,如今那代人很多已经退休了,但是才有了我们今天方便的检索、管理与查询。文物数字化工作或许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或许当十几二十年之后,再回头看今天的工作和开端,对未来博物馆事业和社会带来的价值,即使是很浩大也很繁琐,肯定是值得的。”

(注:文中所提姓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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