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满清朝廷虽将祭孔列为“中祀”,即孔子及其传人颜曾思孟,还有《论语》提及的孔门十哲,仅能享受少牢即猪羊作祭品的待遇,但由康熙五十一年(1712)庙号圣祖的满洲入主北京后的二世皇帝,“以朱子昌明圣学,升跻十哲,位次卜子”(见《清史稿》卷八四,又卷八圣祖纪),那以后便起争论。
争论的由头,是南宋朱熹整合的《四书》诠释,是否符合所谓孔孟之道的原教旨。早就揣摩康熙帝“以汉制汉”隐衷的汤斌、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等,当然异口同声说是。康熙帝明知他们都是“假道学”,却限于内部批评,在公开场合仍然表彰他们是“真理学”。那缘由无非在于统治术的需要。(请参拙著《壶里春秋》第一四七至一五五诸则。)
争论由隐而显,就体现于乾隆中叶始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这以前,被雍正、乾隆二朝制造的文字狱恐怖,驱赶到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内的江东学者,主要是苏皖学者,自称不读汉以后书,标榜“实事求是,护惜古人”。意外效应却是将满清御用理学家致力宣扬的孔门原教旨的《四书》《五经》诠释,拆解得七零八落,证明原始儒学与中世纪经学,非但原典晚出,诠释更风马牛不相及。
例如《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以字晓岚知名的这位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半生精力耗于《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提要,其文化史意义,在清学史论著中大都淡漠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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