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纪晓岚与"神道设教"(2)

清代祭祀活动

其实在十八世纪后期，纪昀和他早逝的朋友戴震等，正是批判主流理学关于“神道设教”曲说的主要学者。戴震在四库全书馆得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等禁书，做了《 清代祭祀活动

    其实在十八世纪后期，纪昀和他早逝的朋友戴震等，正是批判主流理学关于“神道设教”曲说的主要学者。戴震在四库全书馆得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等禁书，做了《孟子字义疏证》，虽然在临死的床上，才致函他的学生段玉裁，说是生平学说尽见此书。而据清末民初章炳麟、胡适等研究，认为他是控诉雍正帝“以理杀人”(参看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匪夷所思”诸节)。 

    纪昀没有亡友戴震那样直截了当。他主编《钦定四库全书》，耗费二十年生命，不仅备尝罚俸、遭谴的苦头，还被乾隆帝视作“弄臣”。他也效法东方朔，以玩世不恭的姿态全身，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唯写鬼狐故事消遣。鲁迅说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其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云云(《中国小说史略》二十二篇)，可谓的论。假如再进而考察，便可发现纪昀到乾隆末叶，越写越严肃，借题发挥，抨击借“神道设教”的主流御用假道学，更不容情。 

    用不着说，纪昀倾向泛神论，既不否定鬼神实有，又强调妖以人兴。倘若强作比拟，其说颇似十七世纪荷兰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神正论。他有没有达到马克思称道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水平，“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是另一回事。但他在十八世纪弥漫“君权神授”迷信的中国，通过神话或鬼话，向“讲学家”即已做或想做御用理学家的迂执士绅叫板，至少可证他不甘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流合污。 

    也用不着说，纪昀晚年驳斥“讲学家”们关于神道设教必要性的说法，如以朱熹肯定过的无鬼论自炫的道学末流，曲解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历史本义，而他因此解读孔子并不否认鬼神实有，不过对鬼神无所求，才敬而远之。这是否合乎《论语》所述孔子原教旨，是另一回事，却证明古近道学家的浅陋，为阿谀“天皇圣明”，而对孔子语录作反历史的诠释。 

    这里不拟批评纪昀。他究竟生活在十八世纪。我感到不解的，是新《辞海》对纪昀的评价：“能诗及骈文，多宣扬封建伦理观念及歌功颂德之作。”由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体现的思想演化痕迹来看，似乎正好相反。看来这一辞条的作者及其主编，甚至没见过纪昀晚年的《姑妄听之》，臆说正好相反。 

    纪昀在清嘉庆十年(1805)，才晋职协办大学士，但不过一个月就死了，享年八十二岁。他给后世的印象是乾嘉间有学问的弄臣，除鲁迅肯定他在文学史的价值而外，没人注意他对满清雍乾时代“神道设教”的讥讽，更没人注意他以泛神论否定“神道设教”言论蕴含的历史实相。这对清史或近代史的再解读，可否充当必要性的一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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