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康雍乾好斥假道学 满清史上的"华拿二圣"(1)

通观清代圣名史，便可发现时至晚清，有两名西洋人，居然挤进了“圣人”行列。一位是与乾隆帝同年去世(1799)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另一位呢？竟是当清道光元年(1821)在流放中死去的 通观清代圣名史，便可发现时至晚清，有两名西洋人，居然挤进了“圣人”行列。一位是与乾隆帝同年去世(1799)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另一位呢？竟是当清道光元年(1821)在流放中死去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

    对他们的崇拜，到清末达到如此高度，以致自命“上天以国粹付余”的反清革命家太炎即章炳麟，于一九0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发表直接骂皇帝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尊称他们为“华、拿二圣”。

    本来，早以多民族多宗教为特色的中世纪列朝，凡赋予某种外来宗教以合法性，就容许该教信徒崇拜外来的圣神，常有帝王也沉溺于这类迷信。信萨满的满清列帝，把“西天”的佛菩萨与中土的关圣帝君同列至上神，就是显例。

    其实，十二世纪偏安江左的南宋，陆九渊反对朱熹道学，凭借凡人皆“心同理同”的逻辑，演绎出“四海”都有圣人的结论，便已否定圣人乃“中国”儒学特产的说法。十六世纪盛行的王阳明学说，一个主题就是把孟轲强调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用子夏所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说法相比附，宣称涵盖愚夫愚妇的一切人都可能做圣人。不谈哲理，单看晚明文化史，已可见它为晚明基督教三度入华，而使徐光启、李之藻等众多文化精英，接受利玛窦等传播的西学西教，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因而，满清统治者尊朱抑王，无非是“以汉制汉”的权术。康雍乾三帝都好讥斥假道学。到十八世纪晚期的四库馆臣，纪昀、戴震等人，对当世理学或戏谑或怒骂，正表明以鼓吹“忠君亲上”为能事的所谓朱子学，“竭而无馀华”。于是，沉寂近百年的王学，悄然复甦，化作新一轮西教西学入华的助力，也不奇怪。

    这一轮入华的西教西学，是号称新教的欧美基督教各派的传教士介绍的。由英国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R.Morrison)打前站，荷兰布道会的普鲁士人郭实猎(K.F.A.Gützlaff)、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高理文E.S.Bridgman)等紧随其后。他们被嘉庆帝重申的厉禁西教的诏令所震慑，不得不改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争取在华传教合法化的“利玛窦规矩”，所谓学术传教，通过出书办刊，向中国人曲线宣传“福音”。马礼逊的副手米怜(W.Milne)，于一八一五年(清嘉庆二十年)在马六甲首创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后麦都思等曾仿效，但影响都不及郭实猎改入伦敦会并充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译员之后所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东首发的这份月刊，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说的，是在近代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中文期刊；但更引人注目的，则如新加坡学者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详述的，在于郭实猎一改过去米怜等宣传基督教义理的作风，“而把内容的重点放在介绍西方的知识与文明上”。它曾中途停刊。至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复刊，由郭实猎与广州分行同事马儒翰(J.R.Morrison，马礼逊之子)合作编辑。次年终刊，原因也如卓南生分析的，清英鸦片战争行将爆发，“马儒翰是当时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实际起草者，而同样是《东西洋考》编者的郭实猎却是该起草文的中文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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