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家族的利丰不像本地许多著名的地产投资大企业般,以不断制造惊人的交易,成为大众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它更不像那些专注于一两种高档货,以“名牌”在公众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企业;它不是英之杰、太古集团一类规模庞大、背后有英国人做靠山的本地洋行。冯氏家族的利丰是百分百的华资家族企业生意,一向只是默默耕耘,一年复一年的,把大大小小手头接触到的经营一点一滴地聚汇于利丰的名下,一根炮仗、一只藤篮、一支原子笔、一条牛仔裤……他们85年的经营,就这样由广州洋人地头毗邻的一个铺位,发展成为今天接触面广阔的集团,在多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设有办事处。利丰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一向只有出入口贸易行的人才熟悉,但细想之下,从前的冯氏大厦及他们现在的利丰大厦,又早已矗立于本地,标志着他们的发展。 ——《冯汉柱家族发迹史》,载香港《资本杂志》,1992年2月号
广州:千年商港
1906年11月28日,利丰公司在广州创立。利丰管理层宣称,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华商创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顺理成章,利丰也就成为现今中国众多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始祖。创办初期,利丰只不过是广州洋人地头——沙面——附近诸多旧式商行中并不起眼的一家铺位,相信当日连它的创办人——冯柏燎和李道明先生,亦绝未料及利丰会演变成今天蔚然壮观的情景,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商贸巨擘,横跨全球超过40个国家或地区、设立逾240个办事处、拥有超过37 000名雇员的跨国企业集团。
利丰的发源地是广州,千年外贸商港孕育了百年利丰。广州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越时期的番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平定南越,建立南海郡、桂林郡及象郡。秦亡后,南海郡守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公元226年,东吴孙权分交州置广州,广州作为州一级行政建制正式定名。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主要的对外通商港口。盛唐时期,唐政府奉行开放政策,中国与海外70多个国家之间,建立了五条陆路交通要道和两条海上交通航线,其中以海上的“广州通海夷道”最为重要,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从广州出发,沿南海海路,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约14 000公里,是8、9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当时,中国沿海贸易商港共有4个,包括江苏扬州、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只有广州设立专职外贸的市舶司,建立起最初的关税制度和管理制度。广州成为东方大港,规模仅次于京城长安,最鼎盛时期前来经商的外国商人多达数十万。
明朝初年,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罢浙江、福建两市舶司,仅存留广州市舶司,形成“一口通商”局面。1553年,葡萄牙租占澳门后,澳门逐渐发展成远东商贸大港,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三条国际航线。澳门的兴起,实际上标志着中国海商主动走出国门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殖民者称霸海上,向中国叩关索市。及至清朝初期,清政府为了切断台湾郑成功与内地的联系,推行迁界政策,前后长达20多年,直到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才宣布废止,对广东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摧残,澳门也大受打击。1685年,康熙皇帝下旨将广东广州、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辟为对外贸易港,设立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及闽海关。四海关的设立,标志着自唐朝以来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市舶司制度的终结和近代海关制度的开端。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闽、浙、江三海关,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产品的出口量实行严格控制,再度形成广州“一口通商”局面。从1757年到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85年间,外商到中国贸易唯一可以接触的就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外贸商港的重要地位再次凸显。十三行的形式,早在明中后期已经出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向商业行馆贸易形式转变。其实,自唐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历来都由市舶司负责管理。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的办法,已逐渐不合时宜。明朝廷于是派官员选定部分商人设立牙行(即经纪人)来经营对外贸易。不过,十三行制度的正式设立,则是以清朝设立粤海关为开端。为保障行商地位,广东官府还颁布法令,承充行商的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书。这就形成了垄断清朝经营外贸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
清朝对外贸易的专营制度,造就了广东的繁荣。当时,广州成为中西贸易枢纽,全国各地运到广州的货物,多达80余种,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棉布和药材;而来自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印度各口岸、东印度群岛、马来半岛,乃至印度支那、东京的货物亦云集广州。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对广州曾有这样的描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形,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只不过河面上帆船的形式不一。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景象了。”
当时,广州之繁荣,有诗为证: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19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大批英美商人,以广州为据点,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猖獗的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活动。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被英国政府废除,从广州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批英美洋行。其中,最著名的是英资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美资的花旗洋行。怡和洋行于1832年在广州创办,创办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麦地逊都是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宝顺洋行的老板颠地在广州也是与渣甸齐名的两大鸦片走私贩之一。猖獗的鸦片走私导致了1839年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1842年8月,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取胜,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取代广州、澳门成为外商对华贸易的第一中转港,广州丧失外贸垄断地位,十三行行商制度亦被废除。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广州城,广州居民愤而焚毁十三行洋人商馆,昔日外商云集的繁华盛况烟消云散。
晚清时期,广州的外贸地位虽然下降,但由于毗邻港澳,依托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加上华侨投资,商业仍然相当繁荣。1911年,广州城内的工商业户达27万家,东家行会达百余家。广州仍然是中国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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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千年商港
1906年11月28日,利丰公司在广州创立。利丰管理层宣称,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华商创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顺理成章,利丰也就成为现今中国众多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始祖。创办初期,利丰只不过是广州洋人地头——沙面——附近诸多旧式商行中并不起眼的一家铺位,相信当日连它的创办人——冯柏燎和李道明先生,亦绝未料及利丰会演变成今天蔚然壮观的情景,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商贸巨擘,横跨全球超过40个国家或地区、设立逾240个办事处、拥有超过37 000名雇员的跨国企业集团。
利丰的发源地是广州,千年外贸商港孕育了百年利丰。广州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越时期的番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平定南越,建立南海郡、桂林郡及象郡。秦亡后,南海郡守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公元226年,东吴孙权分交州置广州,广州作为州一级行政建制正式定名。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主要的对外通商港口。盛唐时期,唐政府奉行开放政策,中国与海外70多个国家之间,建立了五条陆路交通要道和两条海上交通航线,其中以海上的“广州通海夷道”最为重要,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从广州出发,沿南海海路,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约14 000公里,是8、9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当时,中国沿海贸易商港共有4个,包括江苏扬州、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只有广州设立专职外贸的市舶司,建立起最初的关税制度和管理制度。广州成为东方大港,规模仅次于京城长安,最鼎盛时期前来经商的外国商人多达数十万。
明朝初年,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罢浙江、福建两市舶司,仅存留广州市舶司,形成“一口通商”局面。1553年,葡萄牙租占澳门后,澳门逐渐发展成远东商贸大港,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三条国际航线。澳门的兴起,实际上标志着中国海商主动走出国门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殖民者称霸海上,向中国叩关索市。及至清朝初期,清政府为了切断台湾郑成功与内地的联系,推行迁界政策,前后长达20多年,直到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才宣布废止,对广东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摧残,澳门也大受打击。1685年,康熙皇帝下旨将广东广州、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辟为对外贸易港,设立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及闽海关。四海关的设立,标志着自唐朝以来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市舶司制度的终结和近代海关制度的开端。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闽、浙、江三海关,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产品的出口量实行严格控制,再度形成广州“一口通商”局面。从1757年到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85年间,外商到中国贸易唯一可以接触的就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外贸商港的重要地位再次凸显。十三行的形式,早在明中后期已经出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向商业行馆贸易形式转变。其实,自唐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历来都由市舶司负责管理。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的办法,已逐渐不合时宜。明朝廷于是派官员选定部分商人设立牙行(即经纪人)来经营对外贸易。不过,十三行制度的正式设立,则是以清朝设立粤海关为开端。为保障行商地位,广东官府还颁布法令,承充行商的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书。这就形成了垄断清朝经营外贸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
清朝对外贸易的专营制度,造就了广东的繁荣。当时,广州成为中西贸易枢纽,全国各地运到广州的货物,多达80余种,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棉布和药材;而来自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印度各口岸、东印度群岛、马来半岛,乃至印度支那、东京的货物亦云集广州。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对广州曾有这样的描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形,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只不过河面上帆船的形式不一。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景象了。”
当时,广州之繁荣,有诗为证: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19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大批英美商人,以广州为据点,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猖獗的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活动。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被英国政府废除,从广州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批英美洋行。其中,最著名的是英资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美资的花旗洋行。怡和洋行于1832年在广州创办,创办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麦地逊都是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宝顺洋行的老板颠地在广州也是与渣甸齐名的两大鸦片走私贩之一。猖獗的鸦片走私导致了1839年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1842年8月,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取胜,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取代广州、澳门成为外商对华贸易的第一中转港,广州丧失外贸垄断地位,十三行行商制度亦被废除。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广州城,广州居民愤而焚毁十三行洋人商馆,昔日外商云集的繁华盛况烟消云散。
晚清时期,广州的外贸地位虽然下降,但由于毗邻港澳,依托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加上华侨投资,商业仍然相当繁荣。1911年,广州城内的工商业户达27万家,东家行会达百余家。广州仍然是中国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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