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假设历史:如果袁世凯死于1913(1)

袁世凯的丧仪从另一个侧面颇为有趣地象征着他的一生。“这个仪式是新、旧习俗，中西礼仪的大混合”。“进行仪式的喇嘛们，有的诵经，有的吹奏蒙古乐器，而现代的西洋乐队却在吹奏欧洲的葬礼进行曲”。这独具特色的一幕，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袁世凯一生的之所以成功和之所以失败。
他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1913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他（袁世凯）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同时代人无不对袁世凯的能力印象深刻。黄炎培回忆：“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亦因此而害怕他。”阎锡山回忆他初次晋见袁世凯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精力永远充沛，“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纽约时报》）虽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从来不见倦容。他处事果断，能敏锐地发现局势的要害，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在满清时代，袁世凯无疑是“新派人物”。他早年从事外交，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西方的羡慕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正如陈志让所说：“袁世凯像大多数并不憎恨西方的中国人一样，他总是美化西方。例如，他曾说过‘西洋无一平民不通军事，反过来说，每一士兵都曾受过教育。’”比起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他突破了“体”、“用”概念，放弃了维护中国文明传承的道义感。他的目的只是使中国富强，至于用什么手段并不理会：要知道，他是以一个不择手段的政客形象被载入历史的。
证明他是“进步派”、“改革家”的证据不胜枚举。他痛恨科举，一生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直隶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他在天津修建公园和引进电车电灯，推行西洋字母，进行市政选举，一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1908年，《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1911年，不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人。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宋教仁被刺杀和“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袁世凯，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
也许可以这样假设， 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被载入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3年。正是在这3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他对秩序的迷恋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然而，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人民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发生了错误：“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抗其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以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
从打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开始，袁世凯就不断抱怨。他抱怨自己没有权力：“查临时约法……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他声称“国家元气凋丧”、“衰弱至极”，在列强包围下危机重重。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人民遭受了“洪水猛兽之奇灾”，而自己则承受着“棘地荆天之痛苦”。（《袁世凯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
一句话，革命后的形势在他眼里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民主共和“办早了”、“办糟了”。当宋教仁开始进行议会斗争，试图进一步架空他的时候，他决定不再退缩，而是开始反击。他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决心在中国恢复秩序，然后再谈其他。
人们大多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个浪子，从政时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没有多少人了解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秩序的热爱。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这样回忆：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十一点半他吃午饭。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
可以想象能连续几年不厌倦地吃同一个菜的人，其捍卫秩序的决心。作为一个多年的职业军人，袁世凯深信秩序才能带来效率。作为一个长于实践的官员，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的管理能力。他习惯于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像弹钢琴一样分出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一一处理。《剑桥中华民国史》精辟地指出了他的政治个性：“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的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虽然袁以新派著称，喜欢西洋玩意儿，然而他却娶了九个姨太太，并且偏爱缠足女人。他让女儿们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外语、体操、地理，却规定她们在家里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且为她们包办婚姻。他虽然一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却只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欣赏西洋理性，却迷恋中国经验。
虽然他推崇西洋政治，事实证明，他对西方政治运作并不真正了解。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这种制约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紧张，一种有益的敌对，然而，在袁世凯的经验和逻辑中只有天无二日，只有你死我活。他不能理解混乱和活力、敌对与健康的关系。
像大多数不了解西方的人一样，除朝鲜外一生没有到过他国的袁氏对西方社会的美好想象中有着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他只看到了美好的一面，却没有注意硬币的另一面。他理解的共和是：“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因而共和是秩序和效率的象征，而不是像现在的民国，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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