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什么要投河自尽?（3）

在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9]

王国维对已灭亡的清廷也有类似的执著——既然受过清廷之恩，既然是清廷旧臣，既然已效忠于清廷，那么，不管怎样，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我王国维总是要效忠（或者说是愚忠）到底。

早在1924年溥仪被逼离开紫禁城的时候，王国维便整日忧患，并打算自杀。幸亏家人警觉，时刻防备，悲剧才未能上演。不久，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因王国维学贯中西，特亲自前往，带着十二分的诚意聘请王国维当国学院的教授。此时，溥仪早失去了皇帝的特权，躲在日本使馆。王国维却仍然以君臣之礼请示溥仪，得到溥仪的准许后，才奉“谕旨”到清华任教。

不久之后，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张园做起了寓公。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

王国维对清廷的忠诚，往往又和他对罗振玉的关系纠缠在一起。

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二人相遇情形虽未见诸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王国维试图打开僵局，而罗振玉表现出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王国维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

最后的晚餐

王国维生逢乱世，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王国维的好友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本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10]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11]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此刻，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在《王国维年谱》及知情人的回忆中，这段时间，王国维仍专心致力于学问，这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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