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
胡均鹤落水以后,与76号头目丁默村、李士群同为共产党的叛徒,又同是中统熟人,很快就受到重用。他先被汪伪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同时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他与李士群朝夕相处,气味相投,慢慢地便走到了一起。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为了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人。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随即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在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
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经胡均鹤联系,在李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说是潘可以随时支取。潘汉年再三婉拒没有成功,只得接受下来,可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动用过。
潘汉年未来得及请示就与汪精卫会面
1943年4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正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中,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向潘汉年提出,要他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是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李士群不在上海,他到苏州去了。于是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苏州李家,哪晓得又扑了个空,说是李士群不在苏州已去了南京。潘汉年考虑再三,还是由胡均鹤陪同又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
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跑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潘汉年下榻的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事,这位老资格的中共特工顿时有一种被人玩弄的感觉。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而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
遗憾的是,潘汉年回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复命时,向饶漱石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
1945年初,为参加中共七大,潘汉年来到了延安。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他,并单独向他了解了他在敌后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潘汉年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汗精卫的情况。
不久,国民党当局捕风捉影,在报上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高级领导人的事。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李富春、潘汉年核实此事,再一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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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均鹤落水以后,与76号头目丁默村、李士群同为共产党的叛徒,又同是中统熟人,很快就受到重用。他先被汪伪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同时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他与李士群朝夕相处,气味相投,慢慢地便走到了一起。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为了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人。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随即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在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
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经胡均鹤联系,在李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说是潘可以随时支取。潘汉年再三婉拒没有成功,只得接受下来,可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动用过。
潘汉年未来得及请示就与汪精卫会面
1943年4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正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中,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向潘汉年提出,要他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是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李士群不在上海,他到苏州去了。于是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苏州李家,哪晓得又扑了个空,说是李士群不在苏州已去了南京。潘汉年考虑再三,还是由胡均鹤陪同又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
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跑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潘汉年下榻的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事,这位老资格的中共特工顿时有一种被人玩弄的感觉。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而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
遗憾的是,潘汉年回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复命时,向饶漱石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
1945年初,为参加中共七大,潘汉年来到了延安。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他,并单独向他了解了他在敌后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潘汉年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汗精卫的情况。
不久,国民党当局捕风捉影,在报上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高级领导人的事。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李富春、潘汉年核实此事,再一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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