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几件日本收藏的中国古代重要书迹

编辑：Jina 来源：中国国学网

北宋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中国古代书法作品流入国外，以日本最多、最早。为全面系统展示中日古代书法名作，尤其是将现藏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书迹巨作首次带回中国公开展出，上海博物馆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中日书法珍品展”。近百件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烘托起一部完整的、沉甸甸的中国书法史，而日本古代书家作品则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书法的巨大影响和渊源关系。

　　在这万象更新的丙戌春日，上海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即将在上海博物馆隆重开幕。这个展览汇集了中日书法史上重要书作，其中中国古代书法作品97件，日本古代书家的作品33件。展品均属书法史上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极其珍贵。这些稀世珍品汇聚申城，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艺术佳话，是广大书法爱好者的文化盛事，也是老一辈文物博物馆工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夙愿。

　　日方参展的书迹中，最早的是明安国旧藏战国《石鼓文》“先锋本”、“后劲本”、“中权本”这三件宋代墨拓精品，石鼓文刻石是十块圆柱形巨石，因形状若鼓，故称石鼓。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出土，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每石刻四言诗一首，诗的内容为记述贵族游猎的情况，所以也称“猎碣”。从字体看，显然是大篆，是研究小篆来源的主要资料，历来被尊为“石刻之祖”。其书笔体圆润浑劲，整肃端庄。石与形、字与诗，浑然一体，极具古朴典雅之美。苏东坡认为《石鼓文》上承黄帝、仓颉以来古文字的传统，下育李斯、李阳冰等小篆名家，承前启后，是篆书艺术史上一块丰碑。

　　秦代的作品是宋拓《泰山刻石》165字本。传为李斯手笔。书法圆润严整，质朴大气。《泰山刻石》原石在北宋尚存，大中祥符年间兖州太守曾从原石墨拓，得40余字，庆历八年以前宋庠派人拓得48字。北宋刘跂是历史上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第一人，他两次登临泰山，弄清了刻石的石材、形制情况，最大发现是弄清了刻石四面刻字，除了秦始皇刻辞，还有二世刻辞。他亲自墨拓，得146字，在《泰山秦篆谱序》中作了详尽的记载，为研究秦始皇刻石提供了宝贵资料。传世存字最多且比较可信的是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的明代安国旧藏《泰山刻石》165字和53字本两个本子。此两本皆为宋拓，最为著名。

　　东汉《西岳华山碑》于东汉延熹八年(165)立，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原碑宋时大致完整，后来右部损坏百余字。《华山碑》书写不束缚，不驰骤，矩矱森严，波磔并出，点画俯仰有致，显示出典雅华丽的气派。传世原石旧拓仅存四本，即“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和“顺德本”。“长垣本”，也称“商邱本”。四本之中以此本字数最全，仅缺十字，故施墨时代当在碑石未损以前的北宋。

　　这次来沪展出的二王墨迹本有四件之多，分别是日本皇室宫内厅收藏的唐摹王羲之《丧乱帖》、前田育德会宝守的《孔侍中帖》和私人收藏的《妹至帖》以及唐摹王献之《地黄汤帖》。长期以来，论唐摹王氏书迹，都推《丧乱》、《孔侍中》二帖，因为这二纸都分别钤有三方“延历勅定”朱文印记，延历是日本奈良时代桓武帝年号，相当于我国唐德宗时期，说明此二帖在唐代就舶载东渡，是奈良时代仅存的御府藏王氏书迹。《丧乱帖》为行草，用纸似白麻纸，是王羲之的信札手稿。此帖与《二谢帖》《得示帖》同为一纸。双钩填墨，双钩的细线历历可辨，纤微毕肖，字的渴笔轮廓，纸被虫蛀损的痕迹，都忠实地一一勾摹出来，丝毫没有一般勾摹本通常所见的笔划轮廓不自然，行笔线路不明了的弊病。此帖早年流入日本，千余年来国内书家对此一无所知，未现历来任何著录和法帖汇编，直至一百年前任驻日钦使随员的杨守敬搜集散出的书籍字画，并摹成书时，国内学界才眼界大开，真没想到世上竟还存有勾摹如此精良的王氏墨迹。徐森玉先生当时就极为赞美此帖，认为是王羲之至精至美的真迹。汪庆正先生也说，世间如果真要有王羲之真迹的话，《丧乱帖》就应该是唯一的墨宝了。

　　展览中还有日本三井文库收藏的非常有名的清代李宗瀚旧藏“临川四宝”中的三宝，“四宝”分别是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褚遂良《孟法师碑》、唐魏栖梧《善才寺碑》和隋丁道护《启发寺碑》等唐拓孤本。《孔子庙堂碑》为初唐虞世南撰文并书。碑文字数共2017字。原碑贞观初年立，在唐时已损泐，到北宋时原石原拓已稀绝。原碑毁佚以后，世传重要的摹本主要有宋初王彦超重摹之本，石在陕西长安，故名《西庙堂碑》，即《陕本》。此石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因地震碎为三块。现故宫博物院藏宋拓《西庙堂本》亦为著名善本，然神采与唐石原拓相去甚远。另一为《东庙堂碑》，石在山东城武，故有《城武本》之目，此本为元至六年间重摹。现存世最珍贵的拓本，即清李宗瀚藏唐石原拓孤本。虞世南外柔内刚，点画沉厚安详，凝重平和的书风特点在碑文中表露无遗。若以唐刻校之东西庙堂碑，《陕本》则稍得圆腴而失其平正，《城武本》则稍平正而又失其圆腴。至于其他摹刻，或摹勒失其真，或传写而遗其妙，着迹全失其渊穆凝远之度。唐石原拓《庙堂碑》让我们看到了上溯晋唐书法的真脉。巧的是上海博物馆藏虞世南唯一的墨迹本《汝南公主墓志铭》也同时展出，这是虞世南七十九岁时的暮齿之作，与《庙堂碑》六十九岁之迹相去十年。此为行书，笔法稍见潦草，而戈法犹存，特别是书中的捺笔，弯钩等用笔习性与《庙堂碑》楷书如同一辙，温润圆劲，姿荣秀出，显示了一脉相通的内在联系。确证二者为一人不同时期所书的两种书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