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这位八旬老者的60年创作，看得到数字化与长满蒲公英的田野_纽约新美术馆-艺术展-让人-纳粹-作品

　　《厕所》，1967。房间的墙壁是用“笑牛”的纸盒做的，地板是由小鞋子组成

　　《厕所》，1967。房间的墙壁是用“笑牛”的纸盒做的，地板是由小鞋子组成的

　　在80多岁的托马斯·拜勒(Thomas Bayrle)的作品《数码狂热之梦》(digital fever dream)中，像素化的图片扭曲、弯曲、分解，变成模糊扭曲的图像，抽象的视频有着迷幻的模式。乍看起来，拜勒的艺术作品似乎都是早期电脑设计的，事实上，他正在纽约新美术馆的第一个大型回顾展“游戏时间”(Playtime)上的115件作品中，大部分都是手工制作的。

　　80多岁的拜勒从事创作时间近60年，他的作品提供了一扇了解数字思维的窗口;或者说，是如何到达如今这个境地的。在拜勒标志性的“超级形态”中，自然与技术相结合的视觉效果显而易见：一个单一的图像或图形重复了成百上千次，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图像或图形。而这一切，缘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一片满是蒲公英的草地。

　　想一想下面这个故事。现在的拜勒已经80岁了，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像其他艺术家一样进入学校学习，而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到德国一家纺织工厂当学徒，从此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还研究了提花织机的制版——提花织机是电脑的前驱，电脑的打孔卡是用来把图案转移到织物上的——他还花了无数个小时从机器里抽出零散的线，以免它们出现故障。在休息的时候，他就去乡下散步。

　　有一次，他来到一片满是蒲公英的草地上，看到一片圆点的海洋：一个个单元与图案、机器与像素的世界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在拜勒标志性的“超级形态”中，这种令人着迷的，自然与技术相结合的视觉效果显而易见：一个单一的图像或图形重复了成百上千次，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图像或图形。这是“游戏时间”中最常见的主题，它出现在绘画、印刷品、墙纸、织物设计、书籍、电影和视频中，甚至还有一个沉浸式的房间。拜勒还受到德国理论家兼批评家西格弗里德·克拉奥尔(Siegfried Kracauer)的影响，他认为，“大规模装饰”的概念适用于那些沉浸在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和资本流的人们身上。这也可以在雅克•塔蒂(Jacques Tati) 1967年的法国电影《玩耍时间》(Playtime)中看到。这种超级形态的早期版本出现在拜勒先生称之为“彩绘机器”的活动木结构中，它由数百个小木雕组成，看起来是个更大的木头。当被设置为博物馆定时器的马达启动时，它们会转变视角。这里有毛泽东，以及德国前总理和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被认为是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推动力量)的例子。

　　直到60年代中期，拜勒都住在法兰克福，那是德国最美国化的城市之一，驻扎着大约4万名美国士兵。拜勒先生的彩绘机器反映了美国的影响。“阿贾克斯”(“Ajax”，1966)和“超级高露洁”(Super Colgate，1965)向美国产品如何涌入德国市场致敬，但它们也暗示了一些阴暗的观点：德国人对卫生的痴迷和对纳粹历史的“洗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绘画和丝印版画中就有拜勒的超级形态和经纬图案的影子。在一幅作品中，一只粗糙的，像卡片一样的鸭子形象是由小鞋子组成的;在另一幅画中，一个人是由“笑牛”奶酪品牌的奶牛组成的。大约在同一时间，拜勒制作的服装可以说是“移动的印刷品”，1967年他在米兰的一次展览中展出过。对物品的堆积和重复也反映了康拉德·克拉普赫克(Konrad Klapheck)等艺术家的流行风格，他也提到了德国的自动化，还有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纳粹集会电影，片中有无数成排的士兵。

　　60年代，德国学生纷纷抗议生活条件，前纳粹党员在德国政府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拜勒先生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从事商业广告和图书出版工作，可以使用机器复制海报，或复制可以在示威活动中使用的其他材料。

　　1968年，拜勒和他的朋友，艺术家伯恩哈德·杰格(Bernhard Jäger)，还有作曲家乌维·施密特(Uwe Schmidt)一起设计了一张海报，是用丝质品印刷的，重新制作了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的照片，他是一名刚刚躲过一场暗杀的学生积极分子。图片下面的黑体字是德语写的“革命不会死于铅中毒!”

　　在70年代和80年代，拜勒完善了一种歪曲图像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从绘画到电影和视频的所有内容：他制作一个图像的印刷块，创建一个橡胶版，然后拉伸并扭曲这块橡胶，产生一种东西，类似于今天用简单软件就能达到的效果。这个原型放在一个玻璃橱窗里，旁边还有一幅“高速公路前端”(1988-89)的图纸，它出现在一个16毫米的电影胶片中，唤起了一种80年代的新浪潮。

　　拜勒的工作不仅仅主要集中在自动化、生产和机械化上，也包括一个沉重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基督教部分。在他的作品中，圣母、牧师和耶稣受难像经常出现。(拜勒在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城镇里长大，他是新教徒，被宗教艺术和俄罗斯的鲜明形象所震撼。)

　　《金圣母像》(1988)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由模糊的复印拼贴画组成。在另一幅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油画中，高速公路鸟瞰图——或许是“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是垂直旋转的，所以它看起来像哥特式大教堂的拱顶。油画拼贴画《阿森松岛》(1988)和短片《互换》(2006)将高速公路的图像和基督的剪影相结合。

　　机器也可以有精神。最近一系列名为“祈祷机器”的雕塑——可能是模仿20世纪初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学位机器”——得出了一个相当明显的结论。保时捷、雪铁龙和林肯的汽车发动机靠在钢架上，播放着人们用德语、法语和英语背诵天主教玫瑰经的录音。这些可能让人回想起拜勒先生所描述的一种成长经历——溜进当地的天主教堂，听一群妇女诵读——或者后来，听亚洲的佛教僧侣一边敲木鱼一边念经。

　　然而，使用基督教的形象和图标让人觉得做作。拜勒的作品中更成功的是无处不在的超级形态，在安德里亚斯·格斯基(Andreas Gursky)，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或坎迪达·霍弗(Candida Höfer)的照片中(也有这种设计)，感觉像是德国后工业时代的崇高理想。在这些作品中，你可能会迷失在产品的洁净、人类的无限狂欢、明亮的空间或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中。

　　对拜勒来说，被大规模生产、被24小时的机器运转所催眠，可能会让人麻木，也可能让人神魂颠倒。但是，艺术的工作——就像走进一个巨大的长满蒲公英的田野——大概是要把我们从麻木中唤醒。拜勒想要获得这种狂喜的体验，在“游戏时间”的很多场合，他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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