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孙机：再论“司南”（下）_韩非子-测向-地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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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再返回来，既然“司南之杓”的“杓”字有误，“司南之酌”亦不宜解释成磁针葫芦瓢。那么，《是应篇》中这句话的本意又是什么呢?史料中告诉我们，在王充之前，“司南”一词已见于古文献，如《韩非子·有度篇》说:“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里是以行路为喻，渐行渐远，方向改变了而不自知，所以要用“司南”测向。《韩非子》唐·李瓒注:“司南即司南车也。”朝夕为东西，“以端朝夕”与《考工记·匠人》之“以正朝夕”意同，就是指正方向。这段话和《宋书·礼志》中提到指南车时，说它“以送荒远外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用意遣词都相当接近;所以《韩非子》中说的正是指南车。至于“酌”字，如《国语·周语》汉·贾逵注：“酌，行也。”《诗·周颂·酌》汉·郑玄笺：“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义。”《广韵》也说：“酌，行也。”则酌训行、用。吴均诗里的“酌”训酒，是因为他不遵循《论衡》的本意之故。同为战国古籍的《鬼谷子》，在其《谋篇》中说：“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这里将“司南”称为“司南之车”，与《韩非子》李瓒注相合。《文选·吴都赋》唐·刘良注也说：“指南，指南车也。”又同《赋》唐·吕向注：“指南，车名，上有木人，常指其南方。”诸家发出的是一致的声音，可见古文献中作为器物专名的“司南”，指的大抵是指南车[12]。“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就是说指南车在地上行驶时，其横杆即木人的手臂总指向南方之意。文从字顺，一点也不晦涩难懂。从而也说明“司南”模型上的勺乃是误读的产物，纯属子虚乌有。

　　不过《鬼谷子》中的“司南之车”这句话，在《宋书·礼志》中引作“郑人取玉，必载司南”，略去了“之车”二字。这一下子问题来了。闻人军先生说:“‘之车’两字，谅是衍文。”又说:“《鬼谷子》司南到底是什么装置?‘必载’之‘载’藏有玄机。《荀子·王制》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所谓‘必载司南’其实是指用水载司南。这种取玉的郑人必用的水浮司南，非某种磁性指向器莫属。”[13]绕了半天，还是回到王先生的老路，可是说得更玄虚,成了水浮的磁性指向器。根据呢，就是一个“载”字。然而载字的用法太宽泛了，“天覆地载”，“斗量车载”，能承物者皆可言载，为什么在这里就必然是水载司南呢?这样的考证也未免太随心所欲了。

　　为了维护磁性指向器说，论者感到指南车是一个障碍，所以尽量将发明指南车的年代推迟，以将上引《韩非子》《鬼谷子》的记载架空，为磁勺的存在让路。比如闻先生认为造出指南车这件事，“最可靠的是‘马钧更造之而车成’(见《宋书·礼志》)”[14]。可是马钧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三国志·魏书·杜夔传》刘宋·裴松之注：“先生(指马钧)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马钧的态度很明确:“古有之!”后来他果然也造成了。当时马钧手里到底掌握着多少古代关于指南车的“记言”，史无明文。但时代稍迟之晋·崔豹《古今注》中说：“(指南)车法具在《尚方故事》。”《尚方故事》虽不传，其中却肯定会载有制造此种车的方法，马钧也应该能读到这类书。再看记西汉事之《西京杂记》所说：“司南车，驾四，中道。”及《隋书·礼仪志》所说：“指南年，大驾出为前启之乘。汉初，置俞儿骑，并为前驱。”更可据以将指南车的使用推到西汉。这样，距《韩非子》和《鬼谷子》的时代就相当接近了，故二书中的记载不会是空穴来风。由于指南车为最高统治者出行时的仪仗，见载于正史，汉以后，曹魏、西晋、后赵、后秦、刘宋、南齐、北魏、隋、唐、宋、金时均有制造或使用的记录，足证其流传有绪。尽管时代不同，制作的精粗不一，指南的灵敏度亦应有不少差别，但不能否认它是一项古老的发明。

　　据《韩非子》和《鬼谷子》的记载，战国时已应出现指南车。但闻先生认为这时的技术水平还满足不了制造指南车的要求。他说：“历史上不少人将传本《鬼谷子》‘司南之车’与后世的指南车混为一谈，原因是这些注家不明指南车的工作原理和性能局限，没有把《鬼谷子》的记载与当时的技术背景作比较，望文生义，产生误解。”“从现有的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来看，战国时期还没有发明自动离合齿轮系指南车的相关技术，郑国取玉之人必用的指南车从何而来?”[15]但此说亦有可商。现代科学家的学识固非古代方家所可企及,但历史上某些确有的“奇器”，让现代人用当时的设备和技术制作，却未必都能造出来。比如汉代张衡的地动仪，无人否定它在历史上的存在，可惜失传了。现代有两个较著名的地动仪复原模型，一个也是王先生设计的，外观颇典雅，也曾引起广泛注意。后来把它放在专业的高精度的DK-5双向液压振动台上检验时，却发现一受震动(包括如近处驰过重载之车等与地震无关的震动)，模型中的都柱便应声倒下，漫无规律，对测地震不起任何作用。另一个是冯锐先生等人于2004-2005年设计的，它能测地震的发生，却不能测震源的方向。当然，两次复原的不成功并无损地动仪的历史地位。但后一次的研制部门却觉得其模型的性能未达标，应有个说法，乃称：这种仪器“主要作用还是检验地震的发生，不是定方向。对地动仪的定向作用要客观认识，不能讲过头”[16]。然而众多史籍都说张衡造的仪器能测地动“所从方起”[17]。而且其上之八龙、八丸、八蟾蜍等都是测向的设备;如无须测向，安装它们作何用?所以不是古人“讲过头”，而是现代人造不出;相反，说战国时造不出指南车，倒是现代人讲过头了。因为我们今天还远远没有达到对古代的各种技术均了如指掌，对其中之微妙的细节均洞悉于胸的地步。如若不依仗现代科技的优势,和古人站在同一条知识起跑线上;较量起来，现代人不见得稳操胜券。就好比徒手格斗，现代的拳击冠军不见得打得过项羽或张飞一样。而且对待古文献中的史料，我们应秉持科学的态度，冷静地加以分析。有的学者将《淮南万毕术》中“磁石悬入井,亡人自归”的话，忽而说成是“中国古代最早发现磁体有指极性的证据”;忽而又说成是“这显然是对磁石吸铁漫无边际的推广和无端猜想”。这两种论断在其编写的著作中分别出现，针锋相对，各说各的，而且各自的语气都十分肯定，着实令读者无所适从。当提出这个问题时，学者则解释道：“这两方面的认识并不矛盾。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治史学者必有的思想方法。”[18]然而宋代以前，未曾在任何文献中出现过磁石有指极性的记述;加之《淮南万毕术》这部书问题很多，若干内容靠不住[19]。像前文引述的话，就全然谈不上是合理的推测。那么，在“漫无边际”之“无端”的“猜想”中，又如何容纳得下“磁体有指极性”的“认识基础或知识基础”呢[20]?严肃的科学论题变成了文字游戏，又如何能成为理论导向，成为大家“必有的思想方法”呢?

　　只由于不了解技术细节就断言战国无指南车;只由于就技术层面而言从逻辑上还说得过去，就断言南北朝时有磁针小葫芦瓢式的指南酌;如此轻易的肯定和否定，都越过了实事求是的界限，诚不足为训。在阐述指南针这类大发明之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历程中，如果掺进若干经不起推敲的不实之词，世人将夹杂着半信半疑的心态来看待它们，岂不有损其崇高的声誉。对于宣扬我国的灿烂文化，对于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岂不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王先生曾在历博工作多年，是一位受尊敬的长者。他从张荫麟那里接过来的其实是一道伪命题，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纵使为之殚精竭虑、费尽周折，也只能越描越黑，最终落得个一无是处。作为晚辈，对此不胜感喟。我们今后则应当从中汲取教训，放眼全局，鉴真辨伪，尽量使研究工作作得更严谨、更少出纰漏才是。

　　【注释】

　　[1]张荫麟《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称：“王充《论衡·是应篇》有云：‘司南之杓，投之地，其柢南指。’……观其构造及作用，恰如今日之指南针。”见《燕京学报》第3期，1928年。他是将《论衡》中之“司南”与指南针混为一谈的作俑者。

　　[2]陈慧余:《指南针物理学》，《黄河文化论坛》第11辑，2004年。

　　[3]清华大学游战洪先生的发言记录，见张柏春、李成智主编《技术史研究十二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

　　[4][5][18][20]戴念祖:《指南针》，载《中国三十大发明》，大象出版社，2017年。

　　[6]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

　　[7]《淮南鸿烈集解·序》，中华书局，1989年。

　　[8]林家骊：《吴均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

　　[9][10][13][14][15]闻人军：《考工司南·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先生的发言记录，出处同[3]。

　　[12]“司南”指司南车,训诂家言之凿凿。其衍生之义可代表“正确方向”，“事之准则”等。或以为“司南”是测向的表杆，不确。因为用表杆测向须先测定日出入之方位，再将其联线中折之以求南北。而《韩非子》所说的“司南”是在行路中使用的，路上哪能停下来用如此费工费时的方法测向。

　　[16]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张衡地动仪的科学复原》，2005年。

　　[17]《后汉书·张衡传》:“阳嘉元年，(张衡)复造候风地动仪。……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司马彪《续汉书》说“如有地动，樽则震,寻其方面，知震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御览》二三五引)。袁宏《后汉纪》也说它“知地震所从起来也，合契若神。自此之后地动,史官注记，记所从方起”。

　　[19]史称准南王招致宾客方士，所著之书中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但《汉书·艺文志》不载。后世所纂《准南万毕术》，托名出自《中篇》，由于史源不明，不为研究者所重视，严肃的著作中少有引此书为据的。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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