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被盗文物回家了: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亮相国博_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盗-青铜-玉器-文化

编辑:陈耀杰 来源:雅昌网 
 
文物,这个读起来有点沉甸甸的词语,承载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次探索和跨越。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每一件文

文物,这个读起来有点沉甸甸的词语,承载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次探索和跨越。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每一件文物的流失与破坏都将成为中国文化的遗憾。然而,一双又一双罪恶的手伸向了文物,其猖獗程度令人咋舌。

2015年10月,河北唐山遵化市清东陵内景妃园寝温僖贵妃墓遭“专业”盗墓团伙盗掘。猖狂的盗墓贼被发现后竟持刀追砍警卫,盗走12件珍贵文物,并把温僖贵妃的部分衣物盗出地宫丢弃在陵墓之外。仅仅7个月后,埋葬孝庄皇太后的昭西陵隆恩殿台基护栏柱头又遭盗窃。

此类案件比比皆是,并日益呈现出集团化、暴力化的特点。

2014年6月以来,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周边接连发生多起遗址地下文物遭盗掘案件。

2017年3月,有市民向北京警方反映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

2017-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闻喜县酒务头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除1号墓外,其余大墓均被盗掘,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因盗扰而丧失。盗窃团伙分工明确,头目涉嫌“盗墓涉黑”。

那么,被盗的文物流向了何方?现在是否还完好无损呢?

令人欣喜的是,在公安部门同相关部门、人民群众的通力合作下,涉案人员被处罚,上述被盗的文物被追缴并集体亮相国博,用傲然的身姿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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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现场

12月26日,“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玉器、金银器、瓷器等被盗珍贵文物750件,一级文物达165件,分为“文物屡蒙殇”、“向文物犯罪亮剑”、“警钟长鸣,共筑钢铁长城”三个单元,是近年来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

第一单元:文物屡蒙殇

此单元集中展示了文物盗掘团伙的猖狂,陈列了打击文物盗窃的可喜成果。据统计,2013年以来,涉及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的文物犯罪案件达100余件起,其中位于河北唐山的清东陵在半年期间竟两次被盗,犯罪分子用耕地、民房做掩护,对殷墟遗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等等。公安机关对这些犯罪团伙一一打剿。以山西、河南为例,仅在2018年4月到11月,山西省公安机关就打掉文物犯罪集团76个,破获各类文物犯罪案件46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10名,追缴各类文物6622件,实现了2018年5月以来盗掘古墓葬犯罪零发案。在2017年8月到2018年11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河南省公安机关共打掉14个文物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48人,追回被盗文物713件。在诸多被追缴归来的文物中,有来自遥远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礼乐器物,也有来自明清时期的凤冠霞帔,有来自西域吐蕃的佛坐像,也有象征政治权力的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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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UX10EA6qoETgRH1A0ouMaPAczFEjI5pB6FpZg.jpg青铜鼎  一级文物  商(约公元前16世纪—约公元前11世纪)

山西闻喜“6.03”系列盗掘古墓葬案追缴

鼎是商周时期贵族日常生活烹煮、盛放肉食的珍贵用具,也是宴飨、祭祀等礼仪活动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陈设用具。

商周时期的青铜礼乐文明大体可以用“钟鸣鼎食”来概括,其核心就是以鼎为代表的礼器和以钟为代表的乐器,礼乐器物深度影响着商周贵族等级社会的礼仪生活,甚至演变为等级社会乃至政治权力的物化符号。其规格和数量与贵族的等级、身份、地位相联系。级别较低、无法享用成套青铜礼器的贵族,往往将鼎作为礼器首选;级别较高的贵族使用的青铜鼎居于整套青铜礼器核心的鼎,造型往往更加精美,类型更加多样,数量也更加丰富。晚商时期青铜鼎的典型特征是立耳、深腹,下接柱形足,腹部通常装饰有兽面纹、龙纹、鸟纹、蕉叶纹、弦纹等主题纹饰。

此鼎内壁铸图像bl4rUjc2Zka6XwxU7wsh3sz0V0PNvFNWl8NTYlEI.jpg,是族徽。晚商时期,青铜礼器内壁常铸简短铭文,简称金文。内容为族徽、祭祀对象的“日名”、作器者之名、简单的事件记录等。族徽即家族标志符号,用来表明作器者属于何族。晚商时期的族徽由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符号组成,具有较浓的象形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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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觥  一级文物  商(约公元前16世纪—约公元前11世纪)

山西闻喜“6.03”系列盗掘古墓葬案追缴

青铜觥为盛酒器,最早出现于商中期,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其后迅速消失不见。商中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出现了一次巨大飞跃。新工艺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得以彰显出更复杂多变的形态,诞生了青铜器发展史上最辉煌壮丽的时代。此青铜觥器盖上的龙首设计正反映了这种工艺。龙首的角、耳皆分开浇铸后插接,才使饱满灵动的立体龙形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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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阿閦佛坐像  二级文物  13—14世纪  

西藏山南“8.18”系列文物盗窃案追缴

阿閦佛为五方佛之一,又称“不动佛”、“不动如来”,为藏传佛教金刚界五智如来中的东方如来,代表大圆镜智,亦称金刚智。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佛教自中原汉地、印度、尼泊尔等地传入西藏,融合当地文化信仰,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色彩的藏传佛教艺术。与之伴随的佛造像艺术也经历了模仿、成熟与衰落几个阶段。14世纪以前,西藏地区的造像主要模仿周边地区的造像风格,呈现多样化。14世纪以后,藏地本土造像艺术风格渐趋形成,并在15—16世纪达到顶峰,造像比例细条,制作精细、华丽。17世纪以后,造型逐渐简单化和形式化,宗教性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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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金刚亥母坛城  二级文物  11—12世纪

西藏山南“8.18”系列文物盗窃案追缴

金刚亥母,藏文名为多吉帕母(Rdo一jre一phag一mo)(“金刚猪母”),因猪在汉地十二生肖中属亥,故一般译为“金刚亥母”。常见造像有两种:一种是单身像,头戴骷髅冠,冠顶有怒发,三只眼睛,全身赤裸,饰以璎珞和骷髅,左手托着盛满人血的嘎巴拉碗(用人的头盖骨、水晶、黄金做成的一种骷髅碗,为藏传佛教法器之一),右手持钺刀,左腿站立,右腿屈曲悬空,身体作舞蹈状,头部右侧猪头是其形象的重要标识;另一种是双身像,即金刚亥母与上乐金刚相拥而立。

在佛教传统教义中,猪作为三毒(指贪、嗔、痴三种缺点)中“痴”的象征,痴即愚昧,所以金刚亥母自然就成了清除人们痴毒的斗士,她手上的钺刀象征清除人的一切愚昧。手托满盛鲜血的嘎巴拉碗,象征她获得了极乐的体验,暗示其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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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一级文物  明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 年)

“四川眉山5.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

此金印刻以篆书“永昌大元帅印”,印背右侧阴刻楷书印名,左侧阴刻楷书“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印背上装饰虎形钮。有学者认为这是张献忠用印,对后续江口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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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丝凤冠  三级文物  清(公元1644年—1911年)

河北唐山清东陵被盗系列案追缴

累丝凤冠为康熙帝温僖贵妃的冠饰。凤冠是古代皇后和妃嫔的冠饰,其上饰有凤凰样珠宝,是身份的标志。妇女首饰上有凤凰装饰始见于汉代,但直到两宋,凤冠才被正式纳入贵族女性的礼服体系。宋代凤冠在唐代的基础上增加了龙凤,并且规定只有皇太后、皇后才能有龙凤装饰。明朝凤冠承宋之制又加以发展和完善,是皇后和妃嫔每逢册封、谒庙和朝会等重大庆典时的礼帽。清代,仍用凤凰图案修饰女冠,只是凤冠在形制上已和明代相去甚远。

被盗文物的追缴并非一帆风顺,每一次行动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随着科技的发展,红外夜视仪、金属探测器、三维立体成像探测仪等先进设备和信息技术手段成为犯罪分子工具箱里的常客,其作案手法的隐蔽性,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无疑加大了侦破的难度。如2014年初,数十名文物盗贼利用金属探测仪、潜水服、氧气瓶等专业水下作业工具夜间潜入四川省眉山市岷江江底疯狂盗掘。2017年长期在山南乃东、曲松12县区及拉萨、日喀则等地流窜盗窃、盗掘古文化遗址的犯罪团伙,成员便大多携带枪支、弹药等凶器。但工作人员迎难而上,在打击文物犯罪,追缴被盗文物的道路上一次又一次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第二单元:“向文物犯罪亮剑”

此部分集中展示了公安部与法院、检察院等有关部门为追缴文物日夜兼程,及被盗文物如何回“家”,回到“家”的又有哪些文物。文物回“家”的道路漫漫,2016年11月,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王庄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王庄镇刘家洼村有人实施盗墓。王庄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与正在实施盗墓的20余名嫌疑人展开搏斗,在搏斗过程中,2名民警负伤,犯罪嫌疑人携带文物逃离现场。澄城县公安机关历经一年多艰苦鏖战,辗转北京、山西、天津、河北等滴,行程万余公里,终于成功破获此案。截止2018年6月,陕西省公安机关等相关单位共接515件被盗文物回到了温暖的家,使它们不再受颠沛流离之苦。在归家的文物中,便包括闻名海内外的红山文化的玉龙,西汉的马蹄金、麟趾金、青铜雁鱼灯,唐吐蕃的人身鱼尾形金饰片,宋代的温碗酒注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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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  一级文物  新石器时代(约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

此玉龙大大的耳朵直直矗立,圆圆的眼睛怒睁着,身体卷曲成玦形,气势十足。中部大圆孔,耳朵后方有小圆孔,应该是供主人佩戴系挂所用。在红山文化大墓中,玉龙多位于墓主胸部或头骨右侧,可能穿绳佩于胸前,应当是一种礼仪用玉或宗教用器。

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在组合上有鲜明的特点,除延续使用兴隆洼文化时期流行的耳饰玦、珠等生活装饰用玉,占主流地位的则是玉龙、玉鸟、玉蝉及神兽、神人像、箍形玉器、勾云形玉佩等一批充满神秘意味、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玉器,而少见玉质的钺、斧等富有权力象征意义的兵器仪仗类乐器。这与同处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具有明显不同。良渚文化随葬玉器,除有琮、璧、璜形器等大量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玉器,尚普遍随葬有象征军权和王权存在的玉钺或石钺,不见或少见红山文化中常见的勾云形佩及龟、猪龙等动物形玉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墓葬随葬玉器,既不同于红山文化,也不同于仰韶文化,种类较单一,只有玉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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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  一级文物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

这个玉龙神气生动,雕琢精美,线条感十足,即便在文物众多的展厅里依旧脱颖而出。其全身光滑整洁,面容清秀,鬣鬃飞扬,身体蜷曲着,中间被穿了孔,应为主人系绳佩戴所用。

龙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标志玉器之一。根据其造型特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玦形(“玦”意为环形有缺口)的玉器玉龙,即玉猪龙;另一类是C形玉龙。目前出土共2件,1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件被翁牛特旗文物管理所征集。

以上二玉龙系“辽宁朝阳‘11.26’系列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所得,为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琢玉水平、用玉制度、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所属的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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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金、麟趾金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2015年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墓出土

这是西汉皇帝褭班赐给诸侯王的特殊赏赐物或纪念品。“马蹄”原作褭蹏,其中的“褭”即“马”,是古代的一种优质良马,“蹏”即“蹄”本字。马蹄金呈马蹄状,圆形,底凹,中空,上面四周有多层精美麦穗纹饰,里面有四个像爪一样的挂钩,正面有水波纹,底部分别刻有上、中、下铭文。“麒麟”,是古代传说的神兽,可辟邪挡煞,相传有五趾,故简谓“麟趾”。麟趾金呈靴状,椭圆形,中空,上面四周有多层饰纹,底部也分别刻有上、中、下铭文。

汉武帝后期,自然灾害频发,长期对匈奴战争,农民起义不断。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汉武帝以“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马蹄以协瑞焉”,下令铸造马蹄金、麟趾金以彰显“祥瑞”。马蹄金、麟趾金的赏赐对象为诸侯王,是强化诸侯王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其发行数量有限,并不是民间上下通行的正式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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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带温碗酒注  一级文物  宋(公元960年—1279年)

陕西凤翔“1.16”系列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

注子,即为盛酒、温酒的用具。碗底用墨写一“李”字,应是窑主为李姓人家定制,或是李氏窑主为标榜自家产品刻上的印记。注子的使用始于晚唐,五代盛行与温碗配套使用,即饮酒前将注子(右侧酒壶)放在温碗(左侧碗状器)中,温碗里装满热水用来温酒。宋代注子更为流行,原料多为金属与陶瓷,器身多为莲瓣状、瓜棱形。有盖,盖钮形状千变万化,有狮形钮及象形钮等。宋墓出土实物中常见配套的注子、温碗。因配套使用,故二者器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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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雁鱼灯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2015年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墓出土

此灯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现灯盘和灯罩均不存。此灯又称“釭灯”,即带导烟管的灯。此灯的导烟管是雁颈,烟气通过导烟管进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灯烟而保持清洁。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釭灯构思巧妙,设计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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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鱼尾形金饰片  一级文物  唐•吐蕃(公元7—9世纪)

青海“3.1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

此物呈长条形,前宽后窄,周缘有钉孔。前端为人物形象,束发额带,后飘绶带,穿翻领袍服,右持来通,左抓羽尾,身带双翼,下为鸟足,身后为回旋鱼身鱼尾,有鱼鳞纹饰,镂空处原来镶嵌有宝石,已脱落,可能属于剑鞘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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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金青铜编钟  一级文物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这是海昏侯墓出土一组14件成套编钟中的6件。编钟是中国古代大型打击乐器的一种,兴起于夏朝,兴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演奏时用锤或棒打击悬挂的编钟,不同的钟会发出不同的乐音,组成美妙的乐曲。编钟等乐器是汉代诸侯王墓中常见的随葬品。 海昏侯墓除这里展出的14件钮钟(编钟的一种)外,还出土10件甬钟(同前),纹饰、尺寸差异较大。

此套编钟为汉代编钟,与先秦编钟有明显区别。从形制上来看,编钟体型浑圆。从乐音上看,出现铸调技术不精导致的大量音准偏差的现象,甚至出现了通过后期焊补来弥补音准的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汉代乐钟制度的继承性而非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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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编钟(一套23件)  一级文物  战国晚期—汉初

陕西淳化“7.20”系列盗掘古墓葬案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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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编钟(一套18件)一级文物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陕西淳化“7.20”系列盗掘古墓葬案追缴

第三单元:警钟长鸣 共筑钢铁长城

文物安全的工作永远是零起点。面对新的盗窃特点,不仅需要国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社会公众等多方面密切配合,还需要加强国际联合,全世界一同携手,共同铸造一道钢铁长城。

此单元着重展示国家文物局追索回来的流失的海外文物,及为了文物保护而做出的安全防护及社会动员工作。为保护文物安全,宪法、刑法、文物保护法纷纷将文物犯罪纳入处罚范围,检察院关于妨碍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亦做了司法解释。此外,我国积极加入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先后与秘鲁等21国签订防止盗窃、挖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预防跨国文物倒卖的发生,积极索回因被盗流失海外的文物。在追索因被盗流失海外的文物中,最有名的当属于2015年由法国归来的金鸱鸮形马胄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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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鸱鸮形马胄饰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

此物在2015年从法国返还,迄今在其他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是研究秦国早期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具有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两件造型、纹样基本相同,以金箔剪切成鸱鸮形,有象征翎毛的变形窃曲纹,每件在嘴、首、背、尾、腹、爪等部位分布有9对钉孔,应是马胄上的饰物。

追缴被盗文物,打击盗窃文物违法犯罪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保护文物,护送依旧在流离之中的被盗文物回家的工作仍长路漫漫,这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正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所言:“希望能够通过此次展览,在感叹先民留下的光辉灿烂的遗产的同时,能够对文物保护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感受到每一位同胞身上担负的神圣使命,并以这次成果展为新起点,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与一切伤天害理的文物违法犯罪作最坚决的斗争,永做祖国历史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携手并肩,共同构筑捍卫祖国文化遗产安全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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