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1950年《人民美术》研究展在宋庄美术馆开幕_宋庄美术馆-年画-水印-美术-现场-艺术

编辑：江静来源：雅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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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日，由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档案库和宋庄美术馆主办的“1950年《人民美术》研究展”

2018年12月1日，由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档案库和宋庄美术馆主办的“1950年《人民美术》研究展”在宋庄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展览由吕胜中和舒可文提供学术支持。展览以1950年出版的六期《人民美术》（1950年底停刊，1954年改版为《美术》杂志复刊）为核心展开研究，探究建国初期的美术体系，展览共展出69件1950年新年画原作，及同时期的国画、连环画、漫画复制品，配以建国初期的多种美术文献，共同呈现新中国初期美术生态。

“当代艺术陈列展”同期在宋庄美术馆二楼开放。

展览现场

重新翻看《人民美术》

舒可文

回看《人民美术》，那里洋溢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改造世界观的信心，在穿过近70年的时间后，都有了别样的意味。上世纪70年代，那样的文字通过行政压力回响在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充满教条的刻板和权力感；上世纪80年代，虽然那样的教条依然存在，但它更像是一种警示标牌，推动着文化生活向不同的视野张望。今天，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当代”方法，把《人民美术》作为一种经典文献，重新检索。这些文本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已经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当代”方法要求我们在重新检索这些文本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些文本的同时代人”。如阿甘本提醒的，这不是为了将自己置身于另一个时代去感受一种遥远的乡愁或初心，而是通过一种与现时代的错位，更清楚地把握我们自己的时代，利用一个距离审视我们自己。

冯真，《解放军和儿童是好朋友》，24x36cm，水印木刻，1947年创作

《人民美术》之所以可以被当作一个经典文本，首先是因为它要承担的使命：在第六期编后语中明确提到，它要成为一本“指导美术运动的刊物”。第六期卷首语《为完成神圣的历史任务而继续奋斗》，虽然针对的是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中宣传画的话题，但显示出，美术的价值在于与社会历史任务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美术被赋予一种确切的社会政治功能。在选择论题和作品上它都有着与第一届文代会的宗旨相符合的标准，遣词用句中都附带着对未来美术实践的设计理念，或呈现出一种示范的样式。

并且，它的编写者们都不是单纯的职业编辑或书斋作者，如主编王朝闻，1940年到延安后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创作过毛泽东浮雕像，在延安时就开始发表文艺短论。主编李桦，上世纪30年代中国木刻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他的《怒吼吧，中国》早已是新兴木刻的一件力作，并且上世纪40年代他已经开始发表《试论木刻的民族形式》等理论著作。主要撰稿作者中如李可染、叶浅予、艾中信、力群、石鲁、古元、钟惦棐等，也是在当时已有知名度的评论家或美术家，他们的主张自然会有一种影响力；或像蔡若虹、江丰等在美协担任副主席的职位，他们的论题就更会显示出一种上传下达的性质。

冯真，《我们的老英雄回来了》，19x27cm，水印木刻，1950年荣宝斋新记印

同时，它的这种指导使命是以刚刚新建的国家行政权力为依靠，不仅在执行上能行之有效，在一种以“新”为尚的时代大潮中，也能鼓动人心激发思变。

这些因素都使得这样一本美术刊物足以体现当时美术运动的编码体系，连接起在文化生活中起作用的诸多课题，如国画的改造，民间资源的利用，古典资源的价值，作品与大众的关系，艺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形式的价值等等。这些课题至今仍然在其作用，从新文化运动之后，虽然会被不同时期的时代环境折射出不同的光谱，却也一直或显或隐地伴随着中国的艺术实践。

年画动静

吕胜中

【壹】年画被现代人当作“民间艺术”,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它因年俗生成并随时光绵延,伸展到千家万户的墙壁之上,不管你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或者庶民百姓,任你处于怎样的社会阶层,它总会在你家中举办一年一度的“新春画展”。大凡纯正的精神产品,真善美意,自然氤氲其中。原本并不冠以艺术之名,却已超越肉身与物质的高低贵贱。可以说,年画是中国自古至今的全民性的美术现象,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给予这块土地上生息的人们所酿造的一种优雅文质。

艺术史若要选秀“之最”,年画可名列前茅。不管是产品量、从业人员、观众的数量,还是覆盖区域之广泛、流行繁盛持续的时间,大概鲜有艺术类型可与比肩。既有如此广博而又浓烈的人气,仅靠手工绘画势必供不应求——正如唐代画师作秦琼敬德门神,竟能为太宗驱除邪祟,美事不可独享,但要以此惠及朝内大臣,又难劳烦笔墨再三,便命工匠按图雕版,印刷若干,这大概是复制木刻的最初模式——于是,木版年画的作坊随之遍布天下,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村落成为集中的年画产地。直到如今,这些村子的老人提起往事,往往骄傲地说:家家都会点染户户全善丹青。

古一舟，《劳动换来光荣》，28.5cm×18.5cm，水印木刻，1950年荣宝斋新记印

【贰】年画创作被新中国冠以“运动”,实在是一个美好的梦。这个梦连接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连接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也连接着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靠着民众路线走向胜利的经验,开国大典之后才五十多天,共和国遂以年画为开端,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艺术普及运动”。以社会与公众的名义将“艺术”从仪式化的祭坛上拉下来,曾经成为一种西方前卫艺术的炼金术,而红色中国在初生的时候便采取了特立独行的法式。

新政权的领袖圈点,文化的主导者挂帅,不由分说,便把全中国几乎所有美术工作者引导入境,去履行一条服务于人民大众的艺术之路——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观!投身其中的画家,有的是心怀开创新文艺的革命热情,有的是响应号召与形势的催动,也有的是高尚荣誉或国家奖金的诱惑......但他们必定因此而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放下“阳春白雪”身价,走出“象牙之塔”,把自己的事业与“下里巴人”的审美系结在一起——这太难了,但也许只有在梦中才能够实现。

顾群，《豆选》，15x25cm, 水印木刻，1949年大众美术社华大美术工厂印

【叁】果然好梦成真。在年画受到国家及其美术界百般宠爱的头十多年里,年画成为涵盖国画、油画、版画等所有画种的艺术社会学概念,在舒展开来的这个实验场中,赋予不同媒介语言的艺术形式以崭新的容貌。尽管那些新年画创作未必能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也难以成为新民俗中的景,但放下原曾设定功能的负担,很多作品早已被当做一个时代的艺术经典。当梦醒的时候,大多数画家早已从“新年画”——这一被运动的民俗中撤离,之后,他们也并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参与当作可披露可炫耀的艺术经历。但是,打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发生在年画中的所有的动静,都是中国文化现代性遗产的重要的事实陈述。而艺术家们在身体力行的年画交集中必然受到的感染,其实久久难以磨灭,他们必定携带着融化在血液中的那些元素,走向一场场另外的艺术的“运动”。

李琦，《参观拖拉机》，25x34cm，水印木刻，1950年荣宝斋新记印

【肆】我说年画，资格有三：一是少年乡村生活,年画是那些清贫寡淡的岁月里投射在我心头的一抹温存的光亮;二是我读研究生在中央美院的年画连环画系,课题方向正是年画研究;三是作为当代艺术家,我是由着年画的引导,追寻了传统艺术语言转换的探索之路......从 1980 年代到如今,走南闯北,东奔西忙,很多初衷难免丢三落四,年画倒是一直挂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