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重建“公共性”：“文人论政”的近代轨迹

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像




传统“士大夫”如何走出“内廷供奉”的宿命，步入到一个有着更多“公共性”的“市民社会”，这是每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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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像


 

传统“士大夫”如何走出“内廷供奉”的宿命，步入到一个有着更多“公共性”的“市民社会”，这是每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问题。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
　　李金铨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350页，35.00元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里的孔子，百般维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权威，但总算还给“庶人”们留下了一丝口风：既然是“有道，……不议”，那相应的逻辑显然还是说“无道，……可议”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一贯认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政治是可以在民间公开议论的。士大夫们总是援引孔夫子的这一条，让“谏议”更具合法性，“文人论政”，古已有之。或者更时髦地说：中国的历朝历代，原亦有一个文人议政、参政的“公共空间”。


　　确实，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议政”、“参政”、“理政”，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都说“封建专制”的时代，“万马齐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记得是以赛亚·伯林说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只是基督教社会的特产，东方社会天然缺乏“公共性”。其实，中国的王朝政治，通过科举制，一直划出某种“公共空间”，专向读书人开放。倒是欧洲中世纪奉行权贵政治，加上基督教会垄断人才，“知识分子”直到十八世纪才崛起为政治群体。万历三十七年（1609），意大利人利玛窦（Mateo Ricci，1552-1610）目睹了当年举行的“乡试”，仅北京、南京两个考场，居然各有“超过四千人”参与“硕士学位”（举人）的竞争。看到这些读书人在通都大邑里“讲学”、“雅集”和“党争”，利玛窦感叹地说：“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第59页）熟悉中西文化交流的人知道，利玛窦企图把中国的儒生，演绎成柏拉图的“哲学家”，好像明朝就是《理想国》中的古希腊政治，社会由一群精通政治的城邦学者统治着。黑格尔以前的欧洲学者，坚信中国由“文人执政”，中国人享有着欧洲人缺乏的 “公共空间”。


　　二十多年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年轻学者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还在写作他那本后来著名的“五四运动”著作，我们在上海讨论过“公共性”的问题。那个时候，“改革”十年，面临关口，中国学者哄谈政治，美国学者反而在冷静超然地研究学问。华志健按一般原理，把新一次“文人论政”的风气追溯到“五四”时期，肯定这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科学、民主”以后出现的“新文化”、“新空间”。我则根据明清史，不无标新立异地辩称：“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很重的“士大夫”气，他们结社、立党、游行、抗议的方式，乃至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早见于明末士大夫的“党社”运动，原就有个“旧空间”。几年之后，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政治变故，全球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文化中有没有“公共性”？中外学者们用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理论来检验。经此变故，我们又有机会在伯克利、波士顿和上海几次见面，继续讨论同一题目。交谊和见识都在探讨中增长，去年见面，面对中国的变化，我不得不承认，当时自己对于中国明清社会“公共性”的估计太高了。中国式的“文人论政”，毕竟是“内廷供奉”，是“朝政野议”，和现代民主体制下的“公共性”，有很大的距离。


　　思想史研究中的结论，有时很难用简单的对和错来判定，这是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思想史不是门真学问，太容易滑向诡辩论的重要原因。其实，企图把思想史和人的社会实践一一对应起来，逐个检验，判其对错，本身是受了欧洲十九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思想史家更看重的是不同分析方法所能带来的各种启示。比如说，和华志健教授一起观察“新文化”运动冲决开来的“新空间”，可以理解民初那一代“知识分子”如何急切地想要告别过去，洗心革面；而顺着我原来那个想法，从明清史看近代，则可以从后面捋一捋中国文人在转型过程中那根藏不起来的“士大夫”尾巴。
　　


　　在此意义上，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正好可以拿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参考。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即使“称孤道寡”，“朕一人”，中国社会自有中央统一王朝以来，皇室还是给文人士大夫让出了一定的空间，让他们参政、议政。中国读书人特有的“士大夫”意识，还有那“文人论政”的传统，都在这个“类公共空间”中培养和表现。说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还是能够成立的。但是，更加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古代形态的“公共性”和近代社会普遍公认的“公共性”殊不相同。从古代“士大夫”转为现代“知识分子”，既有其延续性，更有其革命性。夹在我们和“五四”中间的老一辈海外华裔学者，以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人为代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问题，应该也属于此种关怀。别的不说，明清“士大夫”的“公共空间”在殿堂、在翰林、在书院、在县学、在雅集、在讲学、在社会……，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则完全转移了。随着1906年清朝在风雨飘摇中“废科举”，“士大夫”的生路一下子断绝，传统空间猛然失去。“士大夫”必须转型，改换自己的知识结构，变更自己的职业角色，做起教师、作家、医生、律师、谋士、自由撰稿人……，如当年左宗棠叱骂的那样，效“江浙文人之末路”，进沪、京报馆当主笔、编辑和记者，赖“新媒体”以活。本书的书名，标示得很清楚：近代的“文人论政”，是新派“知识分子”以“报刊”为“公共空间”的参政、议政。或许，也可以顺着上面提到的那条思路，反过来说：“文人论政”，也表现出民初那一代旧式文人身上仍然残留着的“士大夫意识”。


　　从《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的作者们涉及的“知识分子”和“报刊”当中，我们看到民初社会的“公共性”，明显地有着新旧掺杂的“转型特征”。说起来，“士大夫意识”未必就是“落后思想”，我们现在还常常缅怀着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个人气节，赞誉他们是“最后的士大夫”。但是，事实还有另一面，民初还有一批有些貌似新派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拖着一根根长长的“士大夫”辫子，被那扇朱红大门夹住，拖累着他们难以进入现代之门。书中高力克《民初陈独秀与胡适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文，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左翼，把“德先生”、“赛先生”尊奉成“德菩萨”、“赛菩萨”（张灏语），未把“两先生”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基本价值来培育，令我们看到193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迅速滑向集权专制的思想动因。说穿了，从“帝制”中走出来的那一代人，有几个真正有能力抵御专制思想之反复袭击的？中共党史学者认为：陈独秀的“封建（士大夫）意识”，导致了本党早期的“家长制”。我却以为这是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你很难指望一批用“科举制”造就，靠零散新思想装点的年轻人，在既缺乏现代生活体验，又不在现代体制生活的状态下，建立起一整套现代中国的“公共性”。


　　用报刊新媒体推动民国“公共性”建设方面，胡适表现最突出。人所共知，民初学人中，胡适身上那种负面的“士大夫意识”较淡。这和他生于上海，学于美国，养成了现代生活的秉性有关，也和他成名后游走于京沪学、商、政界，于腐朽中看见了生发，始终保持着要将混乱的中国带入真正现代社会的坚强信心有关。其实，通常所说由胡适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并不都是“民主派”。如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一文分析，当北平《独立评论》关于“独裁”与“专制”（1933）的讨论中，“我的朋友胡适之”边上的朋友们，都以“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的“公平的态度”和“独立精神”（见胡适《独立评论·发刊词》），选择了“专制”和“独裁”。蒋廷黻，还有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吴景超、钱端升，都是废科举以后的第一代留学生，但为了建立起像日本、德国那样强盛的“民族国家”，他们主张搁置“民主”，奉行“专制”。《独立评论》在主张“专制”方面还不属极端，1930年代，上海、南京有“蓝衣社”；1940年代昆明有“战国策派”，还主张过“法西斯主义”。胡适等少数人，顶住潮流，坚守“民主”和“自由”理念，几十年的风雨过后，越加显得难能可贵。


　　传统“士大夫”如何走出“内廷供奉”的宿命，步入到一个有着更多“公共性”的“市民社会”，这是每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问题。具有更大更多“公共性”的现代空间在哪里？对民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坚守的“大学”、“研究院”是一处；他们兼职的“书局”、“出版社”也是一处；他们创办的“同仁刊物”——报刊杂志，更是另一处。民国社会的“公共性”，相当程度上赖上海、北平的“知识分子”的文字新媒体表现，这是值得新闻史、文化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家们一起认真研究的综合现象。《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书中有陈建华《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一文，讨论“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陈建华似乎是认为：《申报》、《上海画报》、《良友画报》、《礼拜六》、《紫罗兰》等“鸳鸯蝴蝶派”周瘦鹃编过的报刊杂志，也属“市民社会”下的“公共空间”。他们倡导的都市意识、文明态度和良好生活方式，在清末民初的“专制”和“腐败”之下，他们追求国际时尚，保守都市制度，注重维护自己当下的生活空间，并不为过，反而具有健康的“公共性”，是心存巍阙的传统士大夫意识中没有的。如此看来，近代上海为代表的“都市空间”，应该是中国社会“公共性”的一部分，值得好好谈论。 


　　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一直高估了“士大夫”、“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宏大叙事”，忽视了实际生活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还有，在思想人物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上，主流的思想史还是不自觉的“英雄史观”，过分看重人物言论的重要性、代表性。如果我们只是单单从“文人论政”的言论来看，不去分析他们自身的认同危机和身份意识，就不会看到更多的事实。很多“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貌似华丽，听着激进的言论，其实都是一些马虎见解，糊涂主张。近日朱维铮先生在《上海书评》中揭示顾颉刚等民国学者给蒋委员长“献九鼎”的行为，就是连明清学者也会不屑的阿谀之举，连“士大夫”气质都够不上。相反，许多不被重视的人物，却自觉地告别那些不合时宜的“士大夫意识”，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姿态，推进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当初为上视“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策划的《马相伯》、《蔡元培》、《黄炎培》、《吴贻芳》，他们甚至还都是科举中人，却勤奋开拓“公共空间”，努力建设“市民社会”，这样的民国先驱人物，更令人动容。他（她）们做得多，说得少，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震旦、复旦、交大、南高师、金女大、江苏教育会……。他（她）们并不是最为突出的“论政文人”，却称得上是如鲁迅说的“中国的脊梁”，真正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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