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任中敏与《唐声诗》

任中敏（1897～1991），原名讷，取《论语》“讷于言而敏于行”之意，字中敏，以字行。早年治北宋词及北曲，笔名“二北”；后来从事唐代文艺研究，笔名“半塘”。江苏扬州人，著名词曲学家、唐诗学家、敦煌学家、教育家。1918年，任中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遇上了词曲学大家吴梅教授，对他一生的学术取向产生了极大 影响。大学毕业后，他曾客居吴梅先生家，在“奢摩他室”书斋尽读老师精心收藏的各种词曲典籍，受到悉心指教，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任中敏在戏曲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对戏曲起源的探讨和研究，他的《唐戏弄》（195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再版）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后专门研讨唐至五代的唐戏发展演进过程的著作。全书八章，除首章“总说”概述戏曲发展历史外，还就辨体、剧录、伎艺、脚色、演员、设备等方面，详细论述唐戏已粗具戏曲表演艺术的初期形态，并追索和考证唐戏的脚本、戏台、音乐、化装、服饰、道具等特征，从而提出“我国演故事之戏剧，固早始于汉，而盛于唐”，以及周有“戏礼”、汉迄隋有“戏象”、唐有“戏弄”、宋以后有“戏曲”的主张，并认为不得单独割断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间的启承渊源。
敦煌遗书中歌辞的整理，二十年代只有罗振玉《敦煌零拾》所收法藏本《云谣集》前半部和朱孝藏《彊村丛书后编》所收英藏本《云谣集》的后18首，加上零星杂辞，总数不满百首。四十年代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问世，收辞160余首。五十年代，由于我国国际交流的日益广泛，学者视野开阔，到任中敏编《敦煌曲校录》时，已收曲子及大曲540余首。六十年代，香港学者饶宗颐和法国学者保罗·戴密微合撰了《敦煌曲》一书，录辞318首。七十年代初，任中敏着手编撰《敦煌歌辞总编》，到1984年才告完成，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把敦煌写卷中的歌辞扩辑到1300余首，全书既有总集性质，又带有“总编”性质，合歌辞与考订、论述于一编，反映了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史、选两家的敦煌研究铺平了道路。
自五十年代始，任中敏先生对唐代音乐文艺进行开拓性研究。他的《教坊记笺订》雏形成于1952年，后经改进，于1962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著首列“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于研究唐代音乐文艺颇开门径。他指出：“唐代音乐颇盛，词章颇盛，伎艺颇盛，凡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兹简称曰‘音乐文艺’，订为此项之研究对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近90万字的《唐声诗》，可视为任中敏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纪唐诗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全书以追溯源流、辨明格调、建立理论的综合研究方法，探得唐代诗乐及唐人歌诗实况，于长期以来重文不重声的唐诗研究中具有别开生面的特点，丰富了人们对唐诗艺术的认识，使唐诗许多特点的成因得到更加贴切合理的解释，并为后来者研究“声诗”打开了思路。
“声诗”与“徒诗”，在中国诗歌创作史上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两种基本类型。任中敏在《唐声诗》第一章中对“声诗”概念的内涵作了系统考索，认为“声诗”就是“表里声乐，发而为歌”的入乐之诗；而“徒诗”则是“信口而谣”不入声乐的诗。在他看来，唐声诗是上承汉魏六朝乐府，下启宋词、元曲的一个重要环节，搞清唐声诗，不但可以以此连接齐梁乐府与宋元词曲，还可以旁濬隋唐大曲、法曲和杂言歌辞，使以往文学、艺术史在这里发生的壅蔽得以疏通，贯通文（乐府、诗、词、曲）和艺（歌、乐、舞、戏）两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声诗》从浩瀚的唐代诗歌海洋里选取确曾歌唱、或有歌唱之迹可寻的诗篇及其曲调，其选录标准是以声为本，视其声乐如何而定。任中敏论声诗之“声”，不是平上去入四声之声，而是真正的音乐之声，虽然四声之说可以因诗韵平仄谐协而益于入乐歌唱，但是断不可凭诗之平仄、叶韵而直指为声诗，只有能否入乐歌唱，才是判断声诗的主要依据。《唐声诗》中具体列出一百五十六调，从“创始”、“名解”、“别名”、“音调”、“调略”、“律要”、“辞”、“乐歌”、“舞”等方面一一考察，其细致程度是以往对音乐文体的研究中所没有的。
任中敏还深入研究了声诗在音乐性质上与燕乐、清乐、胡乐的关系，在伎艺形态上与舞蹈、大曲、杂歌、杂吟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声诗与长短句歌辞体的关系，提出唐代之歌辞乃齐杂言并举并存，齐言对杂言的影响固然有，但绝非如若干学者所言杂言体由齐言体孕育转化而成，二体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这对过去的词之起源说乃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反拨。
《唐声诗》对于相关材料的搜罗极其丰富。一是收集整理了唐代确实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曲调名；二是从唐代文人诗集及民间歌辞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确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的齐言歌辞；三是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并综合论述了各种观点，为唐代文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边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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