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复兴中国传统，走向“左派儒学”？ (2)

哪种儒学？ 
　　儒学复兴中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是于丹，她有关《论语》的自我帮助的书销售量超过一千万册，包括六百万盗版书。她成为全国闻名的明星，经常在电视上讲解儒学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好处。于丹也参观中国监狱，为囚犯讲解儒家价 
值。但是从学术角度看，她的贡献或许不那么显著：她故意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运用非历史性的简单化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更重要的问题是，于丹自己公开承认受到道家相对自由主义形式的影响，她对儒家的解释忽略了比如社会责任和政治承诺等重要的儒家观念。她的《论语》解读似乎是没有政治色彩的，实际上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造成人民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因而是对于现状的一种隐含的辩护。
　　学术性更强的复兴包括对于儒家传统中并没有企图为当代社会提供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让人更感兴趣的是政治儒学的竞争性解释。这些解释都旨在影响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形式是遭到二十世纪批评家贬损的解释，即传统的“保守”或者“官方”儒学。在中国整个皇权时期，儒学一直和中国的另一主要政治传统法家结合在一起，企图证明盲目顺从统治者、使用严厉的惩罚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合理性，以及在很多方面让现代人敏感的心理感到厌恶的对妇女的压迫。
　　今天，中国政府强调“和谐”以及“孝顺父母”等家庭价值。如果和谐意味着和平解决社会冲突而不是毛主义的暴力阶级革命，这样的价值观或许仍然值得提倡，谁能反对它呢？但是它们的使用往往是有问题的，即用来为社会稳定和服从当权者辩护。公平地说，政府对于儒家价值的提倡和过去相比是明显的进步：今天，很少政府官员公开使用儒家价值来为压迫妇女辩护（有些学者如陈倩仪（Chan Sin-yee）重新解释儒学以便让它的核心价值如人人都应该竭力成为君子不会妇女排除在外）。但是，有必要考虑对儒家思想进行更多批评的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是主要由海外学者诸如杜维明和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推动的“自由派儒学”。儒学不必和比如人权、民主等自由价值冲突，它可以被用来推动这些价值。但是“自由派儒学”也有问题：自由主义成为评价儒学的道德标准。儒学中和自由主义吻合的部分应该被推动，和自由主义冲突的部分应该被抛弃。这种途径没有把儒学当作能够丰富和挑战自由传统的严肃传统来看待。儒学难道不能成为和西方自由主义抗衡的有说服力的其他选择吗？自由派儒家倾向于排斥这种可能性，因而毫不奇怪的是，这派“儒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受到特别欢迎，他们本来渴望从儒学中寻求灵感的。儒学不仅仅是推广自由价值的工具。
　　在我看来，最可以辩护的儒学形式可以被称为“左派儒学”。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发展是中国的新左派和儒家知识分子在进行对话，商讨对于儒学的左派解释的目标，强调比如知识分子批评糟糕政府的责任，以及国家有义务为民众提供物质生活幸福的条件等思想，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价值的根源主要来自孔子、孟子、荀子等在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前的“原始儒学”。在皇权时代，批评的传统是由杨继盛、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实现的。今天，新左派如甘阳在呼吁创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儒家学者如蒋庆公开承认他们对于儒家传统的解释最接近社会主义理想：不是中国当今的“实际现存的社会主义”，而是卡尔?马克思等人捍卫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种儒学传统的目标是影响当今政治，但是它仍然区别于国家权力和正统思想，总是准备好指出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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