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话语生存论”的意义和尝试

陈思和

    《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  文贵良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文贵良的《话语与生存》书稿原本收在我主持的《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之列，也是我当初有计划地从文学史理论的角度要求他从事研究的博士论文。“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是我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其中有一项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互动关系”的研究，由郜元宝、张新颖以及文贵良等分别担任。这项研究的特点是从语言问题着手，来考察现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某些规律，说得远一些，就是将现代文学研究恢复到五四新文学初期胡适之所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十字方针基础上，不是仅仅研究文学的文体和风格，而是将现代汉语作为文学发展的基础，从而作“语言－文学”的整体性考察。这个研究领域在以往的语言学研究领域里并不占主流地位，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却有悠久的传统，陈望道先生、郭绍虞先生等都为此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近二十年来，申小龙、郜元宝等教授也在这方面作了有成效的努力。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现代汉语的审美意识和表达形式处于变化之中，并没有形成凝固的状态，尤其是现代文学发展与现实政治、社会变迁的纠缠几乎是难分难解，个别人的创作自然可以不受其影响，但文学运动、文学理论等方面必然要引入大量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词新语，构成新的话语系列。所以通过研究语言的变化来考察文学，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其次是，文贵良把他所研究的语言现象归纳为话语，什么是话语？贵良引福柯的话说是“由一组陈述组成的”。那么，陈述者又是谁？不讨论陈述者就无法弄清陈述的话语是什么。联系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阐述，话语似乎应该是由系统的知识权力的陈述所构成，这一点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话语研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为了阐明他的话语理论，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史，通过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状态，考察几组权力陈述的形态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文学史仅仅是阐述理论的背景。在他选取的三个人物所代表的话语特征(不是语言特征)，除了赵树理的部分涉及一点创作实例外，其他两人(毛泽东与胡风)的话语分析基本上没有联系具体的创作。战争思维当时还没有非常明确地进入作家的创作思维，而只是在创作的外围，即构成文学运动史的范围内，直接影响了几组权力系列之间的冲突与互渗。这是话语层面能够解释的。至于这样的影响也必然会深刻地锲入创作本身，只是创作一旦呈现出这种影响的后果，那就已经不仅仅用简单的话语形态来表现了。

    贵良把战争时期的话语形态分为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和知识者话语，又将这三套话语分别以三位代表人物——毛泽东、赵树理和胡风——的语言风格来概括和综合。这对于从个案研究出发、由个别推导一般的逻辑是合理的，也是一种比较容易说明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如何处理权力系列的集体本质与个人语言风格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杰出人物必然有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他的个人风格既是时代风气的最精致最传神的体现，具有较大的时代信息量，同时又是与众不同的个性产物，具有时代语言中最不可模仿的个人色彩，而我们要研究一般状态下的话语现象，往往倒是在比较平庸、个人语言风格特点不甚鲜明的例子中，能够看到反映大多数现象的整体表现。文贵良刚确立论文提纲时，我曾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他在处理这两者之间关系上非常用心，虽然以个别人物来命名话语现象，但在具体的阐述中他能够处处注意到整体性的话语现象，把分析重点落实在话语如何从普遍现象中产生(如毛泽东思想的产生过程、赵树理现象的产生过程、胡风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出来，以及与系列的集体性存在构成什么关系。比如，我特别欣赏他对延安整风中“学习”这一关键词的分析，从学习的含义、到学习笔记的文体形式、再到具体的检讨实例，丝丝入扣地阐述了权力系统是如何通过话语的推广普及，获得了对象的思想改造的胜利。

    这部书稿的小标题设定为: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贵良抓住战争对人们文化心理的影响，分析话语的嬗变和更新，我觉得是抓得很准的。战争改变了一切，新的政治话语主体在战争实践中得到了确立，民间大众的话语因为战争获得了关注和利用，而知识者的启蒙话语则在战争中面对了考验和挑战。三套权力系列话语在这一历史时刻突破遭遇上了，迸发了耀眼的火花，三方都以极致的形态表达出来。事实上，战争在人们思维上的影响所及，远不止这十一年间，而是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的建设时期，甚至延续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战争思维是一个长期的文化现象，它会从长期形成的话语中体现出来，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优势和弊端也都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显现。所以，仅仅是战争动乱时期的话语现象，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话语考察和描述。其次是，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话语如何被转换为艺术的形象，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呈现出来，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也是考察话语对文学的影响力所要关注的。如要把创作影响的考察也引入研究视野，那么，我要说，贵良现在的话语研究还是初步的，必须要把他的研究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视野里加以考察，才可能发现真正属于话语研究自身的规律，而因此改变我们对文学史既定的看法。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80年代曾经繁荣过，但近十多年来却明显衰落了，虽然现代文学博士点越来越多，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也越来越多，但是新的理论发现和新的学术见解却名不副实。如果要追究其原因，当然有很多是不足道的，我想做一个反省，就是从80年代最繁荣的时候起，我们的研究就隐含了一种学术以外的社会责任，研究者希望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经验能够成为一种常识，昭示着未来中国的探求。但这种热情却在90年代以后不知怎么群体性失落了。我并不是说研究者失落了热情，而是对现代文学经验的可靠性失去了热情，所以，研究者开始接受外国的各种研究风气，关注起文学生产的外部条件来，以致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年复一年地向外转移，社会、经济、传媒、教育、文化、政策等等，越来越占据了研究者的视野，而对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以及想象力的研究，却越来越漠视。在这种状况下，我以为强调一下“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互动关系”的研究是必要的，文学构成的最重要元素就是语言，只有抓住了语言才可能回到文学审美，回到艺术和想象，也回到文学的自身。为了这个缘故，我对文贵良的努力怀着几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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