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首次来华，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已有6部作品被引入中国，是近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位。5月22日上午，帕慕克以“我们究 虽是首次来华，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已有6部作品被引入中国，是近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位。5月22日上午，帕慕克以“我们究竟是谁？——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演讲。
“我能理解这悲伤，1999年土耳其也发生了大地震，我经历过这一切，我知道这一时刻人们的巨大悲伤，让我向四川人民和所有中国人说，我理解这种悲伤和你们表现出来的团结。”帕慕克是昨天下午抵京的，不久还将前往上海访问。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和上海书城的签售款额，帕慕克将悉数捐赠，资助在北京读书的四川灾区大学生。
1952年，帕慕克出生于一个“西化的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家庭”，1985年他以小说《白色城堡》成名，1998年又以《我的名字叫红》获欧洲三大文学奖，并确立在国际文坛的地位，此后《雪》、《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都展现了他对文明的深度思考。
“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对这一问题，帕慕克的回答却出人意料：“我反对东方、西方的分类说法，我很高兴自己是土耳其人，同时处在这两者中，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帕慕克认为，东、西方的问题代表着一种假设：东方要顺从西方的一切。“这是很多非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很多人想通过模仿西方让自己的国家更富有、幸福、强大，就往往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持深刻的批判态度，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不完全的，由此产生了一种感受：耻辱感。这种感受也反映在人们对我的小说或接受或批判的态度中。”
“难道现代化就意味着忘记往昔的美丽、忘记往昔的传统吗？”帕慕克坦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痛苦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试图呈现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都是我们的传统，但是我们的确面临着现代性的困境。”
帕慕克说，小说正是以人性力量为基础的，小说揭示了被遮掩的真相，让我们自问：我们究竟是谁？“小说使我们能理解别人的痛苦，让我们进入到别人的生命，我们变成了他人，他人变成了我们。”
本报记者李扬(本报北京5月22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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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理解这悲伤，1999年土耳其也发生了大地震，我经历过这一切，我知道这一时刻人们的巨大悲伤，让我向四川人民和所有中国人说，我理解这种悲伤和你们表现出来的团结。”帕慕克是昨天下午抵京的，不久还将前往上海访问。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和上海书城的签售款额，帕慕克将悉数捐赠，资助在北京读书的四川灾区大学生。
1952年，帕慕克出生于一个“西化的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家庭”，1985年他以小说《白色城堡》成名，1998年又以《我的名字叫红》获欧洲三大文学奖，并确立在国际文坛的地位，此后《雪》、《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都展现了他对文明的深度思考。
“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对这一问题，帕慕克的回答却出人意料：“我反对东方、西方的分类说法，我很高兴自己是土耳其人，同时处在这两者中，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帕慕克认为，东、西方的问题代表着一种假设：东方要顺从西方的一切。“这是很多非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很多人想通过模仿西方让自己的国家更富有、幸福、强大，就往往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持深刻的批判态度，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不完全的，由此产生了一种感受：耻辱感。这种感受也反映在人们对我的小说或接受或批判的态度中。”
“难道现代化就意味着忘记往昔的美丽、忘记往昔的传统吗？”帕慕克坦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痛苦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试图呈现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都是我们的传统，但是我们的确面临着现代性的困境。”
帕慕克说，小说正是以人性力量为基础的，小说揭示了被遮掩的真相，让我们自问：我们究竟是谁？“小说使我们能理解别人的痛苦，让我们进入到别人的生命，我们变成了他人，他人变成了我们。”
本报记者李扬(本报北京5月22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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