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西北郊的汉普斯泰德（Hampstead），历来是英国文化名人云集的地方。狄更斯曾把这一带的丛林纳入笔下，济慈在这里创作了《夜莺颂》，康斯坦布尔在这将风景画技艺推向顶峰。就在汉普斯泰德丛林东北角，高门高街旁，有一条安静的小巷。1966年，英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汉学家阿瑟·威利（Arthur Waley）就是在这片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吟诵着自己翻译的中国诗篇安然离世。

　　多年后，威利的遗孀艾莉森深情地回顾了那一天：“我们总是在早上5、6点钟起床，那是6月的一天，炎热的6月，阿瑟死了。”

　　那天早晨，我把阿瑟用的活动床推到敞开的窗前，去看灿烂的天空。他没有痛苦，脊椎骨折之后，胸以下都瘫痪了。我问他：“你痛吗？”他说：“我不痛，从来都不痛，舒服地过了一生。”我又问：“你看上去难受呀”。“我为什么难受？我有音乐，还有你为我读诗。为什么难受？”这天早晨，天空万里无云，好极了。阿瑟在一本新的诗集里夹了一首冯梦龙的诗。他说是专为我译的，诗很短，这样说的：

　　Don't set sailsTomorrow the wind may have dropped. And then you can go.And I Shan't trouble about you.

　　头天晚上花园里狂风大作。可是那天早晨风停了，一丝也没有了。我打开窗子回头对他说，“亲爱的，快看。The wind has dropped。”

　　他说：“ Then I can go. You shan't trouble about me.”就这样，他就这样去了。

　　阿瑟·威利醉心于东方文明，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东方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的传播和译介事业，是最著名的英国汉学家之一。他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原名Arthur David Schloss，是经济学家David Frederick Schloss的儿子。一战时他放弃了自己的德国姓氏，以祖母的中间名威利为姓。阿瑟·威利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拉格比公学和剑桥国王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13年起，他在英国国家博物馆做东方出版物和手稿的协助管理员，期间自学了中文和日文。1929年，阿瑟·威利辞去图书馆的工作，专心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他一生撰著和译著共200余种，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说：“他是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的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

　　阿瑟·威利穷毕生之精力研究东方文化，他对中华文化的喜爱是真挚的，他的学术成果也是汗牛充栋，成绩斐然。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本不仅保证了原作的文学特色，而且也为翻译学提供了研究史料。就不同译本的《论语》而言，其内容和价值会根据译者自身的特点以及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阿瑟·威利所译的《论语》是众多译本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学术价值的。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最高境界，亦是文学翻译中较难驾驭的部分。中国古诗意蕴深厚、意象重叠，难以转述。威利堪称周旋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奇才，一生译介了大量的中国诗歌。他最早的汉译英诗集《Chinese Poems》于1916年刊行，书的扉页是屈原《楚辞·渔父》的译文:

　　Confucius heard a boy singing:“When the waters of Ts’ang-lang are clear， They do to wash my cap-tassels in. When the waters of the Ts’ang lang are muddy， they do to wash my feet in.”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此外，通过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研究，阿瑟·威利和白居易产生了心理的共鸣。他认为白居易非同凡响地早在1000多年前就用敏锐的声音道出了英国20世纪初所面对的时代忧虑（史景迁评阿瑟·威利）。1917 年，威利的英译本《白居易诗歌三十八首》（Thirty-eight Poems by Po Chu-i）出版，为读者展现出中国的宽恕仁爱和中庸之道。当时西方民众知道近代中国饱受苦难，但他笔下的白居易又让读者回到了古代的中国。虽然根植于西方的文化土壤，阿瑟·威利以开放、平等的心态对待东方文化，并以独特的眼光、高超的技巧和深刻的理解，将中国的经典作品介绍到了西方。

　　阿瑟·威利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各方的广泛认可，他在1945年被选为剑桥国王学院的荣誉院士，1952年被授予爵士称号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CBE），1953年因诗歌获得女王勋章，1956年被授予勋爵爵位 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 （CH）。

（1995年艾莉森为蓝牌揭幕，窗内放着威利的遗像）

　　为了纪念他，英国遗产委员会于1995年在其故居（50 Southwood Lane， Highgate， London， N6 9TS， London ）镶上蓝牌以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