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靳尚谊主政的美院
2014年初，我和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的员工在中国美术馆偶遇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党支部书记。寒暄之后，他问：“我去英国访学前，院里和系里已经决定了你留校，怎么我回来却发现你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 他的话，引发我千丝万缕的回忆。经过了千难万难，最后还是由靳尚谊先生亲自通知我的我的留校决定。但是却最终被出乎意料的另一个谎言毁了， 靳先生也束手无策（下一篇再谈）。
靳尚谊院长
从八十年代的中期到两千年初，中央美院的院长一直是靳尚谊先生，这也是我最熟悉的一段美术学院的历史。在题为“我和油画三大佬”的文章里，介绍过和靳先生的往来。
2007年6月在拉菲堡参加中国油画学会会议时与靳先生合影
靳先生在中国美术界有着极高的地位和贡献。关于靳尚谊先生，各种文章都没提到他以另类人物的身份做的院长的奇迹。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他也决不可能高居院座。中央美院主要由几个部分的人事力量组成：延安来的主力、国民党统治区留下的 （这里也是两类：国统区老教职员、和终于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在国统区潜伏的地下党）、海外留过学的、建国后由苏联留学归国的、最后才是本土培养的。在本土培养的人士中又包含了几种人：干部子弟、烈士子弟、调干生 （原本是国家干部、或者是军队干部，送到美院培养并留校的）、和普通人通过考试进来的。普通人中又分两类、一类是家庭出身还算好的，另一类是家庭出身是地主啊、资本家啊、反革命啊这类属于受到管制、或者需要不断改造的类型。靳尚谊先生恰好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另类人，通过考试进了美院、那时算是美院的人下人
少年时视为至宝的靳先生的素描照片之一
身居弱势，但凭着过硬的功夫，经过马克斯莫夫油画训练班，最终成为中央美院任期最长的院长！所以当他在八十年代初主政中央美院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为新时期建立以艺术和学术为中心的教学体系。靳先生自己也说过：“改革开放后，整个文艺界都对‘左’的路线进行批判，反对单一的文艺形式。那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政治运动了。在文艺方针上，把为政治服务取消，只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的出任院长，正是这样的时代潮流、把他这位业务顶尖的普通的人物推上去的。
靳尚谊从 1987到2001前后一共14年在美院担纲。这十多年间，中央美院出现的变化最大。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到盛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各种机缘都在他的任期内出现了。另一方面，由于他有几个得力助手，无论是在哪个层面，都能全力为他辅佐、开路、和善后。
靳尚谊在《悟象化境》展讨论会上
他的艺术教学思想很快就见到了效果，比如轰动全国的《人体大展》主要是他的教学和艺术思想的体现。同时他自己的作品进入了非政治主题性创作和对中国人面部特征在油画中的表现的研究高峰期。
靳院长对人物内心刻画最有深度的肖像
我在中央美院读书的时候，正好靳先生当院长。我感觉他希望使美院整体形成一个新的艺术与学术的面貌，可是无奈美术史系却一直滞后，很久都没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思维中走出来。强调美术史的学术研究的同时，如何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那时靳院长常常说：中国的美术史，不是条理清晰的，而是支离破碎的。从这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按时间排排队而已。他紧抓素描教学，强调油画的传统技法的研究，也希望美术史系能够在他这个理念下，协同推出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教学实践如何连接的重点。
也是在靳院长这样的教学理念下，孙美兰先生推荐我留校接她的课，很顺利地得到了院里和当时的系主任金维诺先生的支持，并且我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就开始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与一些院里的教学会议。
美术史系的新系主任在靳先生任院长后的第四年走马上任。很快，靳先生和其他人都意识到，新系主任却把老旧的整人手段在系里发扬光大、产生了比以往更为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新系主任的知识结构受到建系之初几位老先生的影响至深，对本系如何适应新时代所需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构建思考严重缺失。又极度缺乏对西方传统美术和西方近现代发展的了解。最后，也是那时身在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很多教员的难题：对艺术制作的过程、材料缺乏了解，而格外远离对美术实践的研究。造成了美术史系与其他科系越行越远。
在美国一些新锐的大学，解决美术史论和美术创作之间的矛盾的方法很简单：分家。我读书的斯坦福大学虽然一直是史论与创作并存，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发现我是唯一的博士生选修了工作室的课，但是作为史论博士生，却得不到学分。
胡佛塔前方就是美术系
靳院长希望美术史系能够更好地与其他科系形成学术互动、展开一个新局面，可是并没有先例、新的模式的蓝图又怎么绘制。是中国美院78级雕塑系学生，靳先生的夫人杨淑卿老师，是著名雕塑家，因此和靳先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些共同语言。八十年代的靳院长，有一个隐秘的理想：他希望带着中央美院走向国际一流美院的地位。因此，对国际上各种艺术动向和思维的了解以及在美院的借用，也是当时靳先生的当务之急。
靳尚谊画杨淑卿像
也就是这个时候，美术史系的大神为了尽快并且顺利地通过开除我、达到排斥高居翰的目的，他神奇地从海外找来一篇批评高居翰的学术的文章。他找人译成汉语，复制几十份，分发到学校有关的人和部门。孙美兰老师跟我说，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高居翰在国际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这篇文章帮助美院的人了解到高居翰的影响力，也造成了朱院长、靳院长、包括当时的对外交流办公室都出手帮我的主要原因。
系主任大神老师
1987年秋季开学后，美术史系系主任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启动开除我的学籍的程序。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控制中美民间学术交流的绝对控制权，我成为他的第一个试刀者。他为什么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制造举报材料来开除一个微不足道的、一直对他崇敬有加、跟他关系一直不错的硕士研究生？几十年来，我慢慢理解促成他这样大动干戈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一个在基本上确定了留校的学生受到高居翰邀请去美国访学的话，美院和美国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关系就会因此留下一个鲜明的记号，并且受到高居翰的影响。重要的不是与加州大学建立交流关系好不好，而是由于语言的关系他相信自己不能完全控制高居翰。或许李铸晋在背后和他有什么承诺或者交易…这些都不我杜撰的，而是根据他在校尉胡同这个大杂院里四处呼喊、见人就责骂曹星原慢慢传到我这里的一星半点的内容引发的感想。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我就无从得知了。
如果我当时聪明一些、世故一些，拼命表现出我的人生目的只不过是为了钻营去美国，完全不打算回国工作，他或许会放我一马。
其次，安排我给高居翰做翻译的领导，是老副系主任汤池先生。在我的印象中，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到中央美院任教的汤池先生在系里一直受到各种排挤。1986年高居翰来中国汤先生是主要接待人，这样的国际交流话语权，也万万不能落到汤先生手里。再者，汤先生也一直是我的主力支持者，在美院读书不到一年，他不但安排我给留学生辅导阅读古汉语文献，他带高级海外进修生去云冈考察和其他活动都带着我做翻译。即将做系主任的人，和老副系主任之间在国际交流问题上的微妙关系，是可想而知的。
云冈大佛
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位系主任的个性使然。直到今天，都还有人说他是个神神叨叨、婆婆妈妈、热衷于在校园里四处打听传闻、轶事的人。直到美院搬到望京之后，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他的神神叨叨也无用武之地了。我听一位系秘书说，美术史系办公室、学报编辑部、电教室、打字室、都是他当时爱去叨叨打听一切他可以利用的信息和新闻的地方。因此他对央美的人事关系，裙带关系，以及人事斗争史都非常熟悉。每当我想到他，就想到他那神神叨叨四处打探的模样，所以就尊他为大神。
像我这样外地考进北京的学生，既没有人脉、更没在皇城内有深厚的血缘背景，但也毫不妨碍他向我打听消息。记得有位毛姓学长练书法有了一点感觉，非常得意。大神老师居然知道了，有一天突然问我，你觉得老毛的字写的怎么样？得到我的肯定赞赏后，他说：可以用了。意思是可以拿的出手了。
他不是因为闲得无聊而八卦，是在收集材料。他常说他远大的人生抱负是要翻身，不再受欺负。他的努力与刻苦都是因为他父亲有历史性的政治问题，所以他们家一直受到排挤和迫害。他的翻身欲望，也强烈地影响到了和他交往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很有启迪性的人；他的不甘为人后，奋力上进，这种精神，对周边的影响力非常强大。遗憾的是，他有了权势之后，却把他受到的欺负十倍还给社会。
看多了他在系里的各种权力斗争方式，包括故意向我泄密那两位女老师对高居翰不满，期待把我的愤怒引向她们。不到三十岁的我，也都能看出虽然她们也不过是大神系主任的棋子。可惜对被自己利用过的人，真不该出卖，更不能“狡兔死，走狗烹”。
这样的系主任走马上任，系里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可能利用他对全校的人的背景的了解，整合起全校的资源，加上对美术史和美术学院以创作为主的文化环境下的和谐与对立的关系，给美术史系找到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也可能会由于他的个人利益和个性，使美术史系陷入更深的人事纠缠而难以维系原有的全国领军地位。不幸的是，他没上任就就使出手腕企图逼走一位学长而失败，上任伊始、各种人事冲突就频频爆发。
同为出身于备受磨难的家庭，靳尚谊院长完全不同于大神主任。他一生兢兢业业，专业水平占据全国最瞩目的高度几十年，但是他却一直申明：“我听话，听领导的话”，所以在面对云涌风起、人事斗争不断的美术史系，靳院长感到万分头痛，却又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靳院长认为自己缺少判断他们的学术高下的标准。我进美院后几次听靳院长感慨：“你们美术史系的事最多。文章好坏，不像一幅画的好坏，一眼就能看明白了。”我从来没见过性格温敦的靳尚谊先生如何面对脾气暴戾的美术史系那位主任的情形，我猜靳先生一定会优雅地走开，不去面对他吧。
朱乃正副院长出手相助
在这样的系里，有着这样的新系主任，又遇到他铁了心开除我。孙美兰先生在这危急关头，建议找朱乃正副院长帮我设法澄清事实、挽救我的学籍。
朱乃正副院长
1987年的暑假前夕，朱老师几次让高居翰修改他建议给靳院长的信之后，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分析了全部情况，最后建议我接受高居翰。
他提出了几个理由：无论高居翰给靳尚谊来信多么有力地澄清我没有勾引他，但是高居翰要娶我的意思坚决而明确，他又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因此他的澄清宣言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其次，如果高居翰的澄清不起作用，这些材料就是不****，随时可以被引爆。他替我澄清的信一定会被曲解，成为对我的惩罚的加码。到了那个时候，谁也无法拯救我。有了开除学籍的处分，我在考研前的工作单位肯定不会接受我回去，那么去哪里？在那时的中国，这辈子真的完了。
朱老师以两个理由劝我和他结婚：1、至少他真心喜欢我；2、他的学问一定会对我的学术发展有益。年龄的确是个障碍，但是年长的男性会更温和一些，而且我将不再受美院任何人欺负。朱老师要我立刻做到两点：尽快回家跟父母沟通，不要等到谣言先到，再做工作就难了。那时和外国人结婚要得到父母的书面同意。他还让高居翰在自己的婚姻解除后，再给靳先生写信，获得靳先生的支持。那时谁跟谁结婚都要单位同意并出具单位证明，没获得靳院长的理解，也不行。父母那里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当我把朱老师的理由告诉他们之后，并说这是朱老师的建议。
朱老师建议我跟父母沟通
我和朱老师认识时是1982年一月份，朱老师和他的好友张世椿、吴小昌一起到杭州、住在我们学校对面的大华宾馆。国美雕塑系老师刘去病和张世椿是央美雕塑系同学，也同时被打成右派，那天晚饭后他找我一起去看望他的老同学。恰好那一天的早晨，中国美院刚刚召开全校大会，开除了即将毕业的77级油画系学生林琳。我们在大华宾馆正听他们叙旧，中国美的副院长王德威教授和夫人来了，要跟在文化部纪委有职务的张世椿汇报林琳被开除的事情。
所以，朱老师特别提醒我：记住林琳，千万不能被开除。被开除回到上海家里的林琳，连每个月的粮食定量都没有。那时每人每月大约有27到30斤的粮食供应，如果没有这份定量，生活就非常悲惨。取消粮票、粮食定量制度是199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
80、90年代的北京粮油票
朱老师是明白那个社会的人，也在那个社会受尽了苦难，我相信他已经权衡了很久才郑重地给我这些建议。朱老师也表示他会出面跟系主任亲自聊聊，因为他和大神一直谈得来。朱老师也同时让我建议高居翰为中央美院的对外交流工作着手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样，就慢慢使大家看到他对美院的美术史研究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最后，朱老师一字一顿地说，把传闻做成佳话。
文化部的支持
后面事态的发展迅速、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高居翰的离婚办妥，准备正式在我的生日求婚。在朱老师多次修改建议下定稿的给靳尚谊先生的信也到了。信中还告诉靳先生他很快会来中国，希望和他面谈。没想到的是，大神主任找人一起去文化部告了我这个还没进入研三的学生。这件事立刻演变成了有高层主管部门参与的中美之间的文化事件。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靳先生要在他的办公室见我。这个院长办公室我不陌生，已经几次在这里找朱老师商量。办公室里有两张对在一起的办公桌，一进门，看见靳先生坐右边，朱乃正先生在左手。靳先生示意我在他对面的皮沙发上坐下，拿出一个文件一边念给我听，一边解释道：你的事被捅到了文化部里、还提供了来自海外的举报信，部里做了指示。靳先生给我念了部里送来的指示。大概有八条，但是现在我记不全了：无权干涉个人的感情问题；不反对涉外婚姻；保留学籍、希望她顺利毕业；高居翰是美国著名学者，中国永远欢迎他随时来交流讲学。
他们状告文化部意在越过院里整我，文化部却没有听任他们的要求，相反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之后，靳先生把我毕业后留校的安排所做的详细策划一一告诉了我。
靳先生希望为美院打造一个理想的国际交流平台，并且通过高居翰和其他海外学者的积极参与，整合出全新的合乎1980年代中国整体趋向的美术实践和史论结合的教学模式。两次对我的留校决定，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靳先生的教学整体规划的需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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